影视译制:不仅是语言翻译,更是文化诠释

  来源: 光明日报

2024-05-29 15: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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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为大众文化传播交流的载体,具有易于打破地域、时间、国别限制的特征,在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将原版影视作品翻译并配音的影视译制更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文艺观潮】

影视作为大众文化传播交流的载体,具有易于打破地域、时间、国别限制的特征,在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将原版影视作品翻译并配音的影视译制更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国影视译制积累了丰富的译制作品和创作经验。但因为文化差异,还存在优质作品在转译中未被理解的现象。在互联网迅猛发展,各种高新制作技术、先进创作理念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如何创新探索译制方式,使译制作品直抵人心,激发更多海内外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应引发业界思考。

从译制外国作品到译制中国作品,背后是中国影视迅猛发展

中国影视译制发展,拥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初,电影业刚起步,生产能力有限,于是开始引进外国电影。当时译制水平有限,人们只能通过配幻灯小字幕或翻译用“译意风”装置在现场讲剧情的方式观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以及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成立翻版组、翻译片组。1949年,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苏联电影《普通一兵》上映。紧接着,《乡村女教师》《列宁在1918》等作品涌现,成为时代经典。《列宁在1918》中的台词“面包会有的”,时至今日仍是人们经常援引的金句。195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成为国内唯一译制外国影视片的专业译制厂。如果说当年东影的《普通一兵》用东北味十足的配音,消除了观众对俄语表达的陌生感,那么上译厂的译制片则以让人感到独特又新鲜的“译制腔”为观众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嘿,老伙计”“噢,我的天”,这些“中西合璧”的语言颇具辨识度,给一代代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近些年,网友对这些影视译制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将“译制腔”的语言风格糅合到日常生活场景中,制造喜剧效果,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视机普及,人们对影视作品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当时的生产难以满足受众的消费需求,为填补电视台播出的时间空缺,中国大规模引进影视作品,影视译制迎来发展黄金期。《血疑》引发全民追看,主演登上《大众电影》的杂志封面。《追捕》在中国观影人次数以亿计,有观众在电影院看了几十遍。《大西洋底来的人》热播,剧中主角戴的“麦克镜”成为流行时尚。经典作品纷至沓来,译制范围由电影扩展到电视剧、纪录片等,风格类型更加多元。此后,《正大剧场》等依托电视台的译制栏目开始兴起。这些栏目及作品,为广大观众打开瞭望世界的窗口。

新世纪以来,随着产业化进程不断深化,中国影视业迅猛发展,产制能力不断提升,推出一大批讲述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从《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受到追捧,到《北京青年》《老有所依》作为国礼出现在世界舞台,再到《琅琊榜》《小别离》《山海情》等影视剧的多语种版本在海外平台落地,这些作品不仅满足中国观众的观赏需求,还积极拥抱国际市场,登陆国际影视节展、外国主流院线、电视台、视频网站,辐射广阔的海外群体,让影视译制逐渐由主要译制外国作品向主要译制中国作品转变,为构建中国影视海外传播矩阵进行有益尝试。

政策扶持,机构参与,协同提升优秀作品的能见度

影视译制除外语作品译制成汉语、汉语作品译制成外语,还有少数民族语作品译制成汉语、汉语作品译制成少数民族语,方言作品译制成普通话、普通话作品译制成方言等类型,形成了集引进、民族交流、对外传播等于一体的译制格局。译制工作包括翻译、配音、制作等流程,翻译涉及语言、文学、文化领域,配音制作涉及艺术和技术领域,需要多方共同协作完成。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为影视译制事业发展保驾护航。2015年,影视等出口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政策出台。201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指出,国家对优秀电影的外语翻译制作予以支持。此外,国家还通过“丝路视听工程”等系统工程,将几千部中国优秀影视作品译制成多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播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影视译制事业也离不开不同译制主体的协同参与。其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社会机构合作组建“国家多语种影视译制基地”,专门从事影视剧译制和推广工作,已译制几百部影视作品,在几十个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或签署播出意向。得益于国家政策和影视机构的助力,中国影视译制规模显著提升,通过播映权、版权售卖获得收益,为中国影视产业发展贡献力量。据了解,2022年中国电视剧出口达803部次,约14万集。

更新译制理念和技术,激发海内外观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与译制数量和收益增长形成反差,译制作品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能得到受众和影视界广泛认可的作品有限。有的译制内容过于“本土化”,难以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导致译制“词难达意”,让目的语受众看不明白;有的作品在语言上没有精雕细琢,在配音上缺乏特色和情感,只是背书一般机械复述,甚至人物语言与画面都不适配;有的作品为了营销宣传邀请缺乏专业知识、不适合角色的明星配音,要么口齿不清,要么拿腔拿调,要么声音辨识度过高,给人一种虚假出戏的感觉。诸如此类问题,都直接影响译制作品的艺术效果。此外,随着视频网站发展,人们欣赏影视作品的方式越来越便捷,很多人希望第一时间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而当下正规译制机构译制作品的范围和速度很难达到要求,这就给盗版、字幕组等侵权内容可乘之机。由于缺乏审核把关,这些内容可能存在错误、负面的信息,会加深偏见误解。

要实现译制作品质量与数量同步提升,既满足受众的观赏需求,又助力文化的沟通交流,必须对影视译制的本质进行再认识。早期译制以译介、解说为主,帮观众理解剧情。至于作品的对白,作为表演方式并不是译者进行艺术加工的对象。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配音译制为主要模式的时代,创作者更看重声音表演的艺术再创造。其实,这两种思路都夸大了声音、字幕等某个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忽视了影视译制要进行整体文化诠释的本质特征。要通过译制更好地将作品的文化内涵、价值理念传递给目的语受众,使他们理解认同,这才是影视译制的终极目标。

具体到翻译环节,需要对接原作品的语境、风格、人物特征,以信达雅为标准,采用适合目的语受众语言表达和接受习惯的方式开展翻译活动。比如,《我不是潘金莲》被译为“I Am Not Madame Bovary”,将“潘金莲”转译为西方受众熟知的小说人物“包法利夫人”,一下子让受众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找到了与女主人公对应的形象,进而产生浓厚兴趣。再比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翻译江流儿和大圣“快问快答”的情节时,江流儿提问“托塔天王有塔吗”,大圣回答“没有”。这段对话如果直接把原文字对字翻译过来,没听说过“托塔天王”的外国观众就会觉得突兀。译者将问题改成“你的特异功能都是怎么来的”,大圣回答“我吃了很多神奇的香蕉”。这种处理方式消除了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障碍。

在配音环节,应摒弃流量思维,以贴合度和专业性作为选择配音演员的重要标准,增强情绪感染力和情感表现力,使声音准确契合影视作品的故事内容、人物状态及话语风格。比如,影视译制机构刚开始先从非洲官方语言英语、法语着手进行译制,后来发现很多非洲人并不会讲、也听不懂官方语言,还是习惯看本地语作品。于是,他们在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等国家举办“中国影视剧配音大赛”,寻找能以本地语配音的非洲“好声音”,这样才能从文化氛围、思维意识上更好地贴合当地受众的观赏习惯。这一思路可供其他译制创作借鉴。

至于制作环节,剪辑、合成等高新技术的运用,既可以使译制作品的翻译、配音及其整体环节连接更流畅,也可以通过技术嵌入使作品呈现出影视工业美学特征,带给受众更多视听冲击。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英文版系列微纪录片《来龙去脉》,以AI技术赋能声音识别、文本翻译、声线克隆、分轨替换等全译制流程,高度还原中文原片的文风以及旁白的“性格龙设”。人机协同降低译制成本、确保译制精准度,极大提升译制效率,为影视译制制作打开新思路。

(作者:管振彬王江蓬,分别系湖北理工学院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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