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 ——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梁仁志

贾儒关系是明清思想史和商帮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理清它是了解儒学的传衍和世俗化发展、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商业伦理以及士商关系等问题的重要前提。然而，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如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徽商展开，或侧重考察儒家文化对商人商业经营及其近代转型的影响等，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要想推动相关讨论不断深入，对已有研究进行适当反思实有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自从张海鹏、唐力行1984年在《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一文（以下简称《儒》文）中明确提出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色的观点后，“贾而好儒”渐成为徽学和明清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也专列“贾而好儒”一节，余英时等的相关研究则“多以该书中的事例为讨论对象”。正是由于“贾而好儒”一词生动地描绘了徽商与“儒”的关系，且相关史料颇为丰富，徽商遂成为以往讨论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的主角。由此，对徽商“贾而好儒”问题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以往学界对明清贾儒关系的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检讨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相关讨论出发，对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提出一点反思。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贾而好儒”之本义

早在明万历年间，陈懿典就在《陈学士先生初集》中以“贾而好儒”一词来描述徽商吴东丘：

吴文学干伯之谒余也，盖介友人钱中甫。余接其人，魁然丈夫也。已读其文，又渊然苍然，匠心而好摹古者。问其家世，曰系自新都璜源，父东丘徙居真州，文学因成真州博士弟子。钱君之言曰，非独其子才也，其父实贤。东丘虽用心计起家乎，其孝友自天性然。有庶弟三人，念其翁老而怜幼子，尽让与美田宅，独取硗下者。用忠信以行贵取贱出之术，从下贾渐成中贾，积至大贾，江淮间诵义无穷，归之者如流水。而伯子又翩翩有文，遍交诸名公先生，不徒用算笼物为富人容也者。今年东丘公年六十，伯子遍丐诸名公先生诗若文为翁寿。若曰：归寿堂上，出此卷，用当莱彩。欢钱君之言若此。夫什一子母之道，其粗者仅鄙人之行，而精者往往为至人所托，故计然、陶朱名在列仙。东丘陈义甚高，其中必非仅仅握算者流；而其子寿亲，不以其珍进，而乞灵于诸先生之篇章，必东丘素贾而好儒故也，余故乐冠以一言。若夫翁年愈进，而文学且鹊起，所交诸名公先生益多，其篇帙且什倍今日，则是在文学矣。　　　

这也是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系统等大型中文古籍数据库中检索“贾而好儒”得到的最早一条文献。“新都”是徽州旧称，据道光《休宁县志》载：璜源位于休宁“二十都……在县南”。宋何梦桂《潜斋集》称：“璜源，休阳溪山胜处也。君玉吴氏世居之堂偏崇楼，非以蓄歌童贮舞女也，扁曰‘寿庆’。”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说：“吴氏之先，粤繇仲雍，世家姑苏，克振厥宗。分居休宁，爰自五季。皓迁璜源，有衍无替。”氏著《篁墩集》说：“吴硕之宽，世居休宁之璜源，读书工琴，有声江湖间。”可见，休宁璜源乃徽州吴氏世居地之一，璜源吴氏贾儒皆显，人才辈出。吴东丘可谓璜源吴氏徽商之代表。“东丘素贾而好儒”中之“贾而好儒”，其表达方式与涵义均与《儒》文基本相同。此外，明叶向高在万历年间刊印的《苍霞草》中也有福建福清商人游某“隐于贾而好儒”的记载，但此处之“贾而好儒”并非固定搭配。故我们或可推测，《陈学士先生初集》很可能是“贾而好儒”这一固定词组的源头，《儒》文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特色的观点之提出也可能受该书影响。

由于“贾而好儒”一词古已有之，就为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梳理其本义提供了可能。对该词本义的理解，关键在揭示“好儒”的涵义。上引《陈学士先生初集》中，“东丘陈义甚高，其中必非仅仅握算者流；而其子寿亲，不以其珍进，而乞灵于诸先生之篇章，必东丘素贾而好儒故也”一句表明，徽商吴东丘的“好儒”是他本人对以诗文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或儒者风雅生活的喜好。其实，在陈懿典用“贾而好儒”形容徽商之前，程敏政就在明正德二年刊刻的《篁墩集》中用“商而好儒”形容徽商了：

予尝过歙之溪南，见其山秀而水妍。其间土田沃衍，园池宅榭占幽而择胜者，巷陌相望，盖吴氏世居之。吴之彦曰世美，君尤以勤生植家、亢宗睦族著令闻于其乡。时虽不及访君，然心识之甚久。迩者北归，道清源，因识君之从弟以时及君之子本中，两人者率以乡人子弟礼予，言温而貌恭，业商而好儒，有大家巨族之风矩。以时尝得诗若干篇以寿君，请予序。盖诺之而未及为也。 

“溪南”乃歙县丰南之俗称，据《丰南志》载：“丰南，隶歙之西乡，一称丰溪，俗称溪南，又称西溪南。崇山环绕，丰水萦回，因处丰乐水之南而得名曰丰南。”道光《歙县志》载：其地位于歙县十六都五图。清施闰章《学余堂集》说：“溪南吴，为歙著姓。”徽商吴以时、吴本中“率以乡人子弟礼”程敏政，“言温而貌恭，业商而好儒”，且“以时尝得诗若干篇以寿”吴之彦。不难看出，以时、本中两人之“好儒”是指他们本人对儒家文化及“儒行”的喜好。这与陈懿典笔下徽商吴东丘“好儒”的涵义是基本一致的。在道光《重修胶州志》中还有商人冷印乾“明末以贫隐于市井而好儒行”的记载，“好儒行”显然是指印乾本人对儒者行为方式的喜好。除商人“好儒”外，《篁墩集》中还记载了沈翁“素医而好儒，有方不自秘”之事，“有方不自秘”是对沈翁“好儒”行为的描述，无疑是强调沈翁本人大公无私、行医不忘践行儒家道德。

由上可知，在传统文献中，“贾而好儒”之类的表达更多地是强调商人本人对儒学、儒家文化或所谓“儒行”的喜爱，徽商的“好儒”体现得尤为明显。理解这点，对我们正确认识徽商的“贾而好儒”具有重要意义。

二、徽商“贾而好儒”特色之争的原因

尽管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特色的观点“日益得到史学界同仁的广泛认同”，但一些学者仍有不同看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应是明清乃至近代各个地域商人群体的共同特征。如张明富认为：“学界大多认为‘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特色之一。然而，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这种‘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事实表明‘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董惠民等认为，“贾而好儒”也是近代湖州商人的特征。明旭提出：“‘贾而好儒’是明代嘉靖、万历间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不是明代徽商的固有特征。”陈伟明则专文讨论了明清广州商人的“贾而好儒”。

二是一些学者尽管认同“贾而好儒”是徽商特色的观点，但对“贾而好儒”表现形式的描述却与《儒》文不尽相同。《儒》文认为：

徽州地处山区，剩余劳动力舍“从贾”与“业儒”，则又别无谋生之路。所以，“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些“从贾”和“业儒”的徽人，有的“先贾后儒”，有的“先儒后贾”，还有的“亦儒亦贾”。……那末，徽人在“张贾”获利之后，是怎样“张儒”求名的呢？徽商之家，多延师课子，这是徽商“张儒”的一个重要方式。……徽州商人之所以如此急不可待的延师课子，是向往子弟擢高第，登仕籍。……在徽商后代中以“业儒”而成名者代不乏人。……在徽商中，有的人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

概言之，“先贾后儒”“先儒后贾”“亦儒亦贾”是徽商“贾而好儒”的三个表现；作为第一个表现的“先贾后儒”并非指徽商本人先从商再读书，而是指他们在经商获利之后“延师课子”，培养其子弟读书科举；“先儒后贾”与“亦儒亦贾”则是指徽商本人先读书后经商，或在经商的同时“好学不倦”。显然，“先贾后儒”的徽商之“好儒”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至于其本人是否喜欢儒学或儒家文化反倒在其次。而“先儒后贾”“亦儒亦贾”的徽商，爱好儒学或“儒行”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儒学或儒家文化多半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然而，将“先儒后贾”作为徽商“贾而好儒”的第一个表现，却几乎成了许多后来研究者的一致做法。

针对张明富的观点，王世华曾专文予以回应，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毋庸置疑，作为徽商特色的“贾而好儒”，它显然指的是徽商群体的特征。事实上，主流的徽学研究者一直强调应将“徽商”视作群体性名词，而非指某一徽州商人个体。无论晋商、广东商人、湖州商人，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传统地域商人群体，不用费力去钩沉耙梳相关史料即可想见，定然会有大量“好儒”商人个案的存在。但个案不能代替群体，就像我们也可轻而易举地在徽商中找到“不好儒”的个案，但并不能据此否定作为群体的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一样。明旭一面说“贾而好儒”“不是明代徽商的固有特征”，一面却又连续发出“为什么大批很难获得政治资源的中小徽商也跟盐筴大贾一样作出同样的‘儒贾’式选择”和 “‘贾而好儒’现象在徽商以外的其他商人群体中虽偶有存在，但总体来讲为什么却并不突出呢”两个疑问，这种前后矛盾正表明他可能将群体特色与个案特征混淆了。这也从反面坐实了“贾而好儒”是徽商特色的观点。

此外，将“好儒”“崇儒”混为一谈，也是一些学者对徽商“贾而好儒”有不同看法的重要原因。据《辞海》解释，“崇”有“尊重、推重”之意，“好”有“喜爱”之意。故“崇儒”与“好儒”的涵义有所区别，王世华就指出：“‘崇儒’是一回事，它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好儒’是另一回事，它反映了人们的实际行动。有的人‘崇儒’，不见得一定‘好儒’……而‘好儒’者就不同了，好儒者是所谓心动还有行动，他们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儒’总是念念不忘的。”“崇儒”作为汉武帝以降中国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至明清科举盛行之后尤甚，它既不可能是徽商特色，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地域商人群体的特色，而是当时各个社会群体普遍的主流价值取向。张明富等之所以否认“贾而好儒”为徽商特色，根源就在于他们将“好儒”简单地理解为“崇儒”。《儒》文之不足也在未能明确地界定“贾而好儒”，以致模糊了“好儒”与“崇儒”的区别。明旭就说：《儒》文“并没有对‘贾而好儒’下一个准确定义，以致后来的讨论中出现了较大的争论。”如《儒》文将培养弟子“业儒”的“先贾后儒”作为徽商“贾而好儒”的第一个表现，而这显然是徽商的“崇儒”之举。若将“先贾后儒”去掉，或将其仅仅理解为徽商本人先从商后“业儒”，则“经商”与“好儒”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如此，则从明正德年间的文献中就开始出现的关于徽商“商而好儒”“贾而好儒”的记载，就正好与同一时期文献中出现的将徽商描述为“儒贾”的观点一致了。两者相印证，更进一步坐实了徽商“亦贾亦儒”之“儒贾”品格及“贾而好儒”之商帮特色，也更能完整地呈现出徽商是如何“贾名而儒行”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儒》文发表的第二年，即1985年7月，张海鹏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前言”中对“贾而好儒”表现的描述作了调整，指出：“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不再将“先贾后儒”作为第一个表现。这种调整使得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更加符合多数学者的一般理解，也与传统文献中对徽商“贾而好儒”的描述更趋一致。

三、徽商“贾而好儒”之成因

徽商缘何“贾而好儒”？这是理清明清徽商与“儒”之间关系的一个较为根本的问题。对此，以往学者一般多从功利性的视角加以解释。《儒》文说：“首先，徽州由于‘儒学之盛’，因而在徽商中有许多人受过儒学教育。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对开展商业活动是非常有利的。……其次，‘业儒’出身的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多以儒道经商。这是他们舍小利而谋大利，从而迅速起家的一个‘奥妙’所在。”王世华认为：“此处的‘儒’应指的是读书，既有儒家经典，也包括其他的典籍文化，只要一有时间就读书，从书中汲取各种智慧和营养。这是第一；第二，正因为他们尝到了‘好儒’的甜头，所以一旦经商致富有了条件以后，就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所谓‘有功名教’是也。当然也包括重视功名仕进，鼓励子弟走科举之路。第三，就是时时处处用儒家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形成自己的职业道德。徽商就是这样的‘好儒’者。”明旭认为：“对于那些很明确商人的本职是追求利润的明代徽商而言，他们竞习诗歌和收藏图书及玩好的行为，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自身的特殊偏好，还很可能在主观上具有工具性的目的，或者在客观上是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的认同选择。”“只要我们认可Alchian (1950 )‘实现的正利润而非最大利润是成功和活力的标志’这一著名论断，那么，对成功崛起于明代的徽商而言，观察者就无法否认‘贾而好儒’选择所蕴含的功利价值。”余英时也明确说：“商人之所以对儒学发生严肃的兴趣，是由于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

尽管我们无法也不可能否认“商业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何炳棣也曾颇有见地地指出：“许多小商人因有机运就可能在短期内致富，得到比若干自耕农或工匠更多的钱财与悠闲安逸的生活，而且他们因职业的需要，一般都有相当的文字底子，所以如果有上进心，也比农民与工匠更有可能去求学。”甚至我们也必须承认，徽商中肯定有人甚至不在少数是基于功利的目的而学习儒学或儒家文化，甚至附庸风雅。但将“贾而好儒”简单笼统地理解为是徽商为了更好地进行商业经营而进行的工具性选择，则恐失之偏颇。这不仅忽视了人类行为逻辑的复杂性，也与客观历史事实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不尽符合。

“好”乃“喜爱”之意，它包含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油然而生的情感。从这个角度讲，徽商完全出于功利性目的之附庸风雅行为就不能视为“好儒”，而应视作“崇儒”。揆诸史实，一些“贾而好儒”的徽商对儒家文化及“儒行”确乎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如明休宁商人汪志德，“虽寄迹于商，尤潜心于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尤熟于史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历如指诸掌。……晚乐林泉，或觞或咏，或棋或书，惟适是安。”歙县商人黄长寿，“商齐鲁间。……性喜蓄书，每令诸子讲习加订正，尤嗜考古迹，藏墨妙。与文人登高吊古，终日徜徉，不以世故撄其心。所著有《望云遗稿》，藏于笥。”汪志德“琴棋书画不离左右”，“晚乐林泉，或觞或咏，或棋或书”，黄长寿“尤嗜考古迹”，这些行为恐怕就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以儒道经商”或“以儒术饬贾事”来解释了。

历史研究必须重视认识的全面性。一些研究者在强调“业儒”或“好儒”给予徽商经营上之种种便利或优势时，或许忽略了传统中国民间还有颇为流行的“书呆子”“百无一用是书生”等说法。事实上，早在明代就有徽州人对“贾而好儒”有可能对商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感到忧虑，还善意地提醒过一位徽商的母亲：

富祥，字延实。……（其子）廷宾，早能成立，商游吴、越、齐、鲁。且性颖敏，好吟咏，士人多乐与之交，而诗名日起。人谓孺人曰：“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也。”孺人（廷宾之母）叹曰：“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耶！”生成化乙巳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嘉靖癸亥十月廿日。　　　　

从这位母亲的回答来看，她显然意识到了其子的“好儒”之举“将不利于商”。而“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耶”之语则清楚表明，徽商王廷宾之“好儒”并非为了“以儒道经商”或“以儒术饬贾事”。《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贾而好儒”一节就收录有因“好儒”而废“贾”事的例子：

公讳朴，字景文（歙县人）。父启南公，大父龙田公，皆以文学世其家，名噪胶庠。幼颖异，即克继志事。早罹母吕孺人艰，两尊人砚田不登，家日寝落，公未敢以饔飨烦父祖忧，辄屏弃经生言，更修卓郑业。然终以儒贾不肯事龌龊琐屑，较计锱铢，滋息日亦薄，赖伯兄善征逐，家稍隆隆起。……虽读书未竟其志，亦岂可于贾人中求之哉!公生万历丙申，殁顺治甲午。

再如明末歙县徽商吴季常，“少娴公车言，游成均，厌弃之。……于是脱迹尘中，蹑身处上，凡人间俯仰、算筹衡纵、抵质兼并以取赢，一切不闻不见，并付之不为。朋松介石，抹月披风，三百枯棋，十千名酒，日与上客懿亲游戏为乐。退则披古帙、蕴异香，清散逍遥，不知何者为诽、为誉、为莞、为枯、为少、为老，几古之得道善忘者矣。”他的这种“贾而好儒”显然不利于商业经营。由上可知，对部分徽商而言，“好儒”确乎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爱，并非出于为经商服务等功利性目的。

正是由于以往论者往往过于强调从功利性的视角解释徽商“贾而好儒”之原因，使已有研究出现了逻辑上的矛盾，相关结论也沦为了只能部分解释徽商的个别性答案，而失去了普遍性意义。如明旭一面强调“尽管明代徽商‘贾而好儒’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多因素的，但其功利主义的一面是研究者所不能无视的。”一面又指出：“‘贾而好儒’并不是一个低成本的行动，真正能够从官商勾结中直接获利的徽商始终只占极小比例。”个中矛盾他却无法解释。《儒》文及张明富等既论证了“好儒”或儒家文化对明清商人商业经营的促进作用，又讨论了其不利影响，那么到底哪种影响是主流呢？却都没有当然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答案。如果继续追问，既然徽商是为了“以儒道经商”或“以儒术饬贾事”才刻意选择“贾而好儒”，也即“贾而好儒”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那么其他商帮为何没有形成“贾而好儒”的特色呢？须知经商就是为了牟利，“有利”可图之事怎能只让徽商做而他们却袖手旁观呢？显然，既有研究无法回答这个追问。

因此，对徽商“贾而好儒”原因的讨论，除着眼功利性视角外，更应回到徽州的历史现场去寻找答案。徽州宋为新安郡，宋歙县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寖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万历《歙志》载：“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歙县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也说：“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如吴少徵、舒雅诸前哲，悉著望一时，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可见，早在唐宋，徽州就文风昌盛，已有“东南邹鲁”之誉。而徽商之盛自明始，显然“以儒道经商”并非徽州“儒风独茂”之根源。康熙《黟县志》更言：“旧志云：山限壤隔，民尚朴实，读书力田，不事商贾，勤于山伐。”这表明，在康熙以前黟县人虽“不事商贾”，却已“读书力田”，更明确证伪了徽州经商之风与读书之风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徽商“贾而好儒”与其说是为了所谓的“以儒道经商”或“以儒术饬贾事”，毋宁说是徽州“儒风独茂”、徽州人“好儒”之风使然。这样一来，因果关系才更加符合逻辑。如此，则理解了徽州文风昌盛与徽州人“好儒”之原因，也就理解了徽商缘何“贾而好儒”。

传统文献中将徽州“好儒”之风兴起的原因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东晋以后北方世家大族不断南迁徽州所引起的向学好儒之风的兴起；二是徽州是朱熹阙里，所谓“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新安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岂非得诸私淑者深欤！”进一步推动了徽州人向学兴学之风和学术的发达。弘治《徽州府志》就说：“唐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于此，益尚文雅，宋名臣辈出，多为御史谏官者。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之学，称为‘东南邹鲁’。”对于其他原因，由于相关讨论已颇为丰富，我们不再赘述。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点解释只能说是“兴起时”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还应看到，在明清徽商兴盛以后，徽商与“儒”的关系便发生了深刻变化：徽州人“好儒”带动徽商“贾而好儒”；徽商“贾而好儒”和商业成功推动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教育和文化发展资金，推动了徽州文教发展和科第繁盛；文教发展特别是科第繁盛对徽州以及徽商商业经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示范效应又进一步强化了徽州人的“好儒”“崇儒”之风，徽商“贾而好儒”之特色愈发彰显。张海鹏就敏锐地指出：“徽州的发展变化，固然与几百年来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走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却又有其内在的动力。若问：这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呢？从事实来看，便是教育与徽商。”贾儒间的良性互动使徽州人愈加重视服贾和业儒，它们“成了徽人所从事的两项主要职业。”明歙县人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不儒则贾”竟成为徽州之“俗”，服贾、业儒之地位可见一斑。

综上，徽州唐宋以来渐渐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兴起的重商之风相结合，“贾而好儒”的徽商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形成无疑既蕴含了历史必然性，也蕴含了历史偶然性。明清徽州贾儒关系良性互动的形成，又不断强化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使“儒贾”形象渐为时人称道。

四、余  论

史学研究常常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一种果必然由一种或几种因所致。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就说：“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历史学家以提出原因而著称。”由此，根据结果反推原因便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套路。然而，这种研究套路存在的局限或风险却常常为史学研究者所忽视。因为“因”既包括历史必然性之“因”，也包括历史偶然性之“因”。前者容易发现，而后者却不易见。即使是必然性，我们也很难发现完全，总不免有所遗漏。英国学者波特兰·罗素曾说：“科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使我们进一步远离那粗糙的一致性，这种进步首先使人注意到前提和后果之间更大的差异性，并且使人注意到被认为是相关的前提因素在不断扩展着更大的范围。”其结果，我们所揭示的“因”常常是不全面的，且几乎都是必然性之因。对明清贾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就存在过于强调历史必然性而忽视历史偶然性的问题，这样的研究难免给人一种“意犹未尽”和“后见之明”之感，而且它通常无法回答这样一个追问：同样的“因”为何结不出同样的“果”？就像一些研究者不断强调的“以儒道经商”或“以儒术饬贾事”造就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一样，那么它们为何不能推动其他商帮形成“贾而好儒”的特色呢？其实对徽商兴起原因的考察也存在同样问题：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无疑是其必然因素，但为何具有相似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其他地域却未孕育出如徽商一样叱咤明清商场数百年的大商帮呢？从这个角度说，弄清徽商兴起的历史偶然性有时甚至比弄清历史必然性更有价值。因为，历史必然性只是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难以包揽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原因的全部，当所有的必要条件都具备时，历史偶然性因素反倒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就像点燃爆竹引信的小火苗一样。

在讨论明清贾儒关系问题时，一些学者常常过于强调商人的特殊性，从而使相关讨论难以接近历史真相。如对徽商“贾而好儒”兴起原因的考察，如果将徽商视作徽州人之一部分，则了解了徽州人“好儒”之风的形成，便很容易明白徽商“好儒”的原因。但已有研究却过于纠结作为“商人”的徽商“好儒”的原因，故在“商”字上苦下功夫，其结论遂不免偏离实相，或即使触碰到了答案，也只是其一部分。强调徽商“贾而好儒”的功利性目的是大多数论者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容易导致忽略或漠视商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内心喜好以及因身份的模糊性所导致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内心世界复杂性的问题。

因此，要想对明清贾儒关系有着更加清晰地认识和准确地判断，我们必须对“好儒”“崇儒”等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和区分。同时还必须跳出纯粹的商人或功利性视角，要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人的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当然，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这点也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梁仁志（1980- ），男，安徽长丰人，安徽师范大学“文津学者”，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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