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地名源流考

作者:彭雪开

2020-07-21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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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以后醴陵县区划一直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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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地名,是分布在历史长河里的时空符号,集聚了丰富的人类智慧,蕴藏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地理、人文信息,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识别、命名和用于交往的文化。地名,在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国防建设和国际交往等方面广泛发挥着深刻作用,是重要的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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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雪开(1953—),男,湖南攸县人,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科研基地首席专家、湖南工业大学地名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郡县地名。


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越为醴陵侯。醴陵之名始见于典籍。(1)《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四年,封吕媭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岔为吕城侯,及诸侯丞相五人。”“及诸侯丞相五人。”《会注考证》作“及侯诸侯丞相五人。”梁玉绳曰:“是年四月丙中封侯者,朱通、卫无择、王恬开、徐厉、周信及越六人,非五人也。六人中卫无择是卫尉,周信是河南守,非皆诸侯相也。此误。”(2)长沙王相越,历代史籍、地志,皆不言其姓。其实,他因非刘氏宗亲,故讳其姓,实姓刘,称刘越。

长沙王丞相(刘)越封醴陵侯,食邑六百户。秦汉时,“百家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3)管辖户口约500户左右。汉初,吕氏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侯,当为乡侯无疑。民国《醴陵县志》,亦为此种看法。(4)

醴陵,何以名之,就县名而言,迄今为此,多引唐元丰《九域志》:“醴陵有醴泉。”明《名胜志》:“治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明崇祯《长沙府志》谓:醴陵县北有陵,陵上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清光绪《湖南通志·名胜志》完全沿袭明《名胜府志》的说法。民国《醴陵县志》及共和国国内各级地志,莫不沿袭此说。似乎醴陵得名,以成定论。这是值得商榷的。

醴,在古文中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曰甜酒。《周礼·天官·酒正》:“二曰醴齐。”郑玄注:“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甜)酒矣。”二曰甘甜的泉水。《玉篇·西部》:“醴,醴泉,美泉也,状如醴酒,可以养老也。”三曰水名,同澧。《楚辞·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兰。”王逸注:“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醴一作澧。”《史记·夏本纪》:“又东至于醴。”裴   骃集解:“孔安国及马融、王肃皆以醴为水名。”司马贞索隐:“按骚人所歌‘濯余佩于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国、马融解得其实。”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别流,而醴字作‘澧’也。”

《汉书·地理志上》:“又东至于醴。”颜师古注:“醴(澧)水在荆州。”钱穆《史记地名考》:“后人以湖南醴陵及澧水说之,于是以九江为洞庭,以东陵为巴陵,种种入歧矣。”虽然钱穆先生在此,否定了一些注家《史记·夏本纪》中“又东至于醴。”即大禹治水途经今醴陵之说,又认为“澧”,即为氵员 水、汉水之支流,其下游即古之云梦(今之洞庭湖),又东则为九江(即今江西省九江市地域)。由上得知,《史记·夏本纪》中所言之“醴”,应是水名。具体何指,仍可探讨。

陵,古今文中亦有多种释义。一曰土石之山。《说文》:“陵,大阜也。”《尔雅·释地》:“大阜曰陵。”原指大土山,后又泛指山、陵、丘、冈等。现在泛指高隆的土山。(5)源出《诗经·陈》(6)《诗经·小雅》(7)《诗经·大雅》(8)。二曰坟墓。《广雅·释邱》:“陵,冢也。”《山海经》、《吕氏春秋·安葬篇》中,已有“墓设陵园”的记载。《水经注·渭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事实上在战国时,各国国君都将自己的坟墓,造得象山陵一样,故曰“陵”。至秦始皇死后,积土成山,依山为陵,故又称之为“皇陵”。

事实上,醴陵县名,沿袭醴陵侯城之名。醴陵侯城之名,沿袭醴陵乡名。有醴陵乡,才有醴陵侯之封。这是肯定的。这说明醴陵得名,应在封醴陵侯之前。清同治《醴陵县志卷一·沿革补注》:“按历代沿革,醴陵之名始于秦。”这是以行政区划沿革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秦代,醴陵已置乡。其实,醴陵在置乡之前,早已存在。

醴陵,何以得名?因史料文献不载,难以稽考。但也非无迹可寻。得名当与境城内地势、物产、民族、工艺等相关。

醴陵古称“山国”,历有“六分山丘两分岗,分半平原半分水”之称。(9)县域内自古地势殊异,多山陵丘冈,河溪纵横,水量丰沛,气候温和,盛产稻、鱼、酒等。从原境内磨山遗址及银子园遗址地下文物考古情况看,(10)远在新石器时代,境域内就已使用磨制石器工具,进行农耕、制陶、渔猎等活动,居住在干栏式建筑的房子里。

据地下文物考古发现,湘东地区沿湘水、浏水、渌水(漉水)、洣水、攸水等河流两岸,开始出现少量越人的印纹硬陶文化。从商到东周早中期,印纹硬陶文化,已占主导地位。这说明东周早中期以前,越人已取代三苗人,广泛地生活在这一区域。(11)扬越人约在新石器时代末,就通过渌水、洣水、攸水的源头孔道,逐渐进驻湘东及如今整个湖南区域。其中一支,就在渌水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稻酒为主的扬越文化。醴陵得名,与这一支扬越人后裔,取渌水以粘糯稻酿酒,密切相关。

醴陵宋初,引进早稻“占城稻”和晚稻“番子”种谷。(12)这说明宋初以前,醴陵种一季稻。稻谷据清嘉庆《醴陵县志》载:“早稻有五十粘、六十粘、摸粘,中稻有秋黄、粒谷粘、毛粘;晚稻有麻粘、冬粘……”,还有早糯、迟糯、桐子糯、重阳糯等。粘,王褒《僮约》:“粘雀张鸟,结网捕鱼。”糯,《集韵·换韵》:“稬,《说文》:‘沛国谓稻曰稬。’或作糯。”粘与糯,都是指有粘性的稻。这说明古时醴陵地域,种糯谷为主。明《天工开物·乃粒·稻》:“凡稻种最多……粘者,禾曰稌,米曰糯。”这说明在明代之前,江南多种糯谷。而糯谷粘性最强,最适宜酿甜酒。

酒的发明,多传言夏朝的仪狄、战国时的杜康。其实早在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时期,就有粮食和果品的贮存。在存放过程中自然发醇而成为酒,再后反复操作,最终酿成了酒。南方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两处遗址的发掘,同样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南方的原始部落,已大量种稻,大量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禽。马家滨遗址,从磨制的石器、烧制的陶器,以及从饮食、居住环境和墓葬,尤其是发掘了盛酒的器具等情况来看,公元前5000年左右,饮酒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3)醴,为三苗、百越人,最早发明酿造的甜酒。《说文》:“醴,酒一宿孰(熟)也。”能一天就酿成的酒,只能是气候炎热潮闷的南方了。“南方无粘黍,酒皆糯米所为。”(14)《玉篇·酉部》:“醴,甜酒也。”醴,即是甜酒。至今湘东乃至湖南一带,夏季仍可一天(24小时内),用糯米可酿制甜酒,曰“对时酒”,意思是一天一夜酿成的糯米酒。

古代酒的名称繁多,称酒曰“酤”、“酝”,陈酒曰“酋”,美酒曰“醑”,黍酒曰“酥”,浓酒曰“醇”,薄酒曰“醨”,清酒曰“醥”,浊酒曰“醪”,甜酒曰“醴”,苦酒曰“醳”,白酒曰“醆”,红酒曰“醍”……,种种酒类,不一而足。而所有酒类,皆源出黄酒,它以谷物原料酿造而成。尔后,黄酒最著称者,当推今浙江绍兴的“女酒”(俗称女儿红),以及今江苏太湖流域的乌程酒。

《吴越春秋》中关于酒的记载,不胜枚举,如《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生男二,贶之以壶酒、一犬。生女二,赐以壶酒、一豚。”居然以酒、犬、猪,作为生育人口的奖励。可见酒早在吴越一带,已成滥觞。酒的发明,并非定尊于中原夏族,南方越族及三苗族,也早在旧、新石器时期,发明了黄酒酿造技术。

至春秋中期以前,今湖南境内,仍为古扬越势力范围,其时扬越人酿造了甜酒,取名“吴醴”。至战国中后期,在屈原《楚辞·大招》中有:“吴醴白蘖,和楚沥只”的记载。史载楚国在立国之后,就掌握利用了“贡茅”过滤酒汁的技术。说明其时的吴国的“醴”,已借助楚国“沥”的方法,酿造出了醇美的清甜酒了。

醴陵之“醴”,应是漉水(渌水)流域古扬越人的发明,而它的源头应是乌程酒。

乌程,战国时楚菰城地。秦并楚,改名乌程,置县曰乌程。东汉《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传第三》:“乌程、余杭、黝、歙、无(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大湖,周三万六千顷。其千顷,乌程也,去县五十里。”这说明乌程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南巡时置县。因地域内原有乌、程二氏善酿酒而得名。又传为乌巾、程林二氏所居,故名。汉属会稽郡,历代相因。清宣统3年(1911),改称吴兴县,属浙江省。这是中国以酒名县的例子。其乌程酒,据《舆地志》言乌程县内箬溪,夹溪生箬,沿溪“二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酿酒,醇美胜于云阳,谓之下箬酒。”酒味“醇美”,必为黄酒无疑。由此观之,乌程人有取下游清澈溪水酿酒的习惯。

战国末,楚国以吴起(?-前381年)为相,变法图强,结果不到两年时间内,就南收百越,北并陈、蔡、威震秦、晋诸国。在楚威王时,公元前334年,楚国兴兵伐越,杀国君无疆,灭其国,尽取其地。自此,越人流散江南各地。约在此时,一支越人乌、程二氏后裔,从今江苏太湖流域南岸(今吴兴县),迫于战乱被迫回迁漉水(今醴陵市渌水)北源源头,聚族而居,仍以善酿乌程酒而得名。

渌水,古称漉水。何以得名,应与迁驻漉水源头的乌程氏有关。

漉,《说文·水部》:“漉,一曰水下儿也。”《广雅·释言》:“漉,渗也。”古文中含有干枯、渗漏之意,后引伸为水外溢之状。今释为:液体往下渗漏。(15)其实,“漉”为古越人常用语,晋稽含《南方草木状》:“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即漉,侯冬陂池竭时,实酒罂中,密固其上,瘗陂中,至春潴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这“南人”准确地说,应指古越人。唐《投荒杂录》亦有同样记载。这就是今绍兴一带“女儿酒”(女儿红)的由来。由此可见,“漉”为古越人语,是特指一种民间嫁女饮食风俗,故称之为“漉”。漉水,即为古越人在楚威王时,乌程二氏后裔命名的一条河流。

其时,乌程后裔已取漉水酿酒,沿漉水(今渌水)流域,种糯稻酿醴,形成习俗,故得名“醴”。后漉水中游,今渌水流域醴陵市转步乡古城村一带,有大村落,越人聚族依山陵而居,亦取漉水(渌水)酿酒,故得名“醴陵”。开始为村落自然地名。至战国末期以后,形成区域地名,最迟至秦始皇设长沙郡,置湘县,醴陵始为湘县所辖乡域区划地名。至此,官方才录此地名。

唐杜佑《通典》:“秦并天下,分黔中(郡)为长沙郡,置临湘县。”实际上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已置长沙郡,附郭湘县。汉高祖五年(前202),改湘县为临湘县。汉高后四年(前184),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侯(乡侯),醴陵才名闻于世。新朝王莽二年(10),改临湘县为抚睦县。(16)“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仍改抚睦县为临湘县,并析县东南地域置醴陵县。”(17)

西汉时官方文书史籍地志中,并无漉水之名。桑钦《水经》:“漉水出醴陵东漉山,西过其县南。”这说明漉水,其时已得名,属醴陵县域。但《水经》成书,有说东汉初,有说东汉新莽时,有说记于新莽时,成书于魏、晋初。西晋太康元年(280),漉水才转名为渌水(渌江)。《晋书》:太康元年(280)五月丁卯,荐酃渌酒于太庙。渌酒是渌水(漉水)流域产的醴酒。酃酒,庾仲雍(东晋或晋宋时人)《湘州记》:“衡阳县东有酃湖,酿酒醇美,所谓酃酒。晋平吴,始荐于酃酒于庙是也。”这说明公元280年,因发生“晋平吴”大事件,晋一统天下,醴陵县和衡阳县,便分别进献酃、渌酒,祀太庙,庆吉祥。这就是后世所称古代名酒“酃渌酒”。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约成书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左右):“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尝献之。世称酃渌酒。”这说明其时的渌水北源源头“醴陵东漉山”,已成为豫章康乐县的辖地。康乐县,古县名,据史料记于西晋太康元年(280)以阳乐县改名。县治驻今江西省万载县东北,属豫章郡、隋废。而阳乐县为三国吴黄武中析建城县,置阳乐县。

这说明三国吴黄武年间(222~227),其时渌水北源“东漉山”,应归醴陵县辖。江西《昭萍志略》记:萍乡故城,在今县东四十里的泸溪镇。有关史料地志记:萍乡县于三国吴宝鼎二年(267)析宜春县置,县治在今江西省芦溪县芦溪镇古冈。属安成郡。唐武德二年(619)迁今址。《晋书·王鉴传》:“杜韬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进左将军于武昌,为陶侃之重,建名将于安成,连甘卓之垒。”甘卓垒,即指芦溪古岗。这说明当时萍、醴交界处,应在今江西省芦溪县古岗附近。这也明证其时漉水北源源头“东漉山”,在醴陵县域之内。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至三国吴黄武时期,近200年之间,漉水源头“东漉山”,始终归醴陵县管辖,是可信的。

然而,醴陵与江西边界地域,不管在这近200年内,划归何处,都改变不了漉水(渌水)源出“漉山”的事实,也改变不了乡酒官可取漉水酿“醴”(甜)酒,尝献之于太庙的事实。既然乡酒官可取漉水酿醴酒,民间为何不能取漉水酿醴酒。流风所及,遍及漉水流域,故称这条清澈易渗的河流为“漉水”。

事实上,这漉水源出漉山,并非漉水源头,只是它的源流之一,称“渌水北源”,今俗称白兔潭河,又叫澄潭江。今考察证实渌水北源,发源于江西省万载县黄茅乡金钟湖,流经浏阳,在双江口入今醴陵境,纳萍乡市湘东区栗江水,流经富里、南桥、白兔潭、浦口、王坊、黄沙等乡镇,在双河口汇入渌水。全长111.3公里,在醴陵境内28.8公里。而漉山即为今江西省万载县金钟湖附近之山。晋平吴(280年)后,流经湘赣边界之漉水,改名渌水,此后漉水之名,渐成历史记忆。

渌水源头,究竟在何处。直到北魏郦道元(472-527)才正本清源,将谜底揭开。

《水经注·漉水》:“(醴陵)县南临漉水(渌水),水东出安成乡翁陵山。余谓漉、渌声相近,后人即便以渌为称,虽翁陵名异,而即渌是同。”文中的“安成乡”,实由安成县转名而来。有关史料记:“安成县,古县名。西汉置,治今江西省安福县西,属长沙国。元光六年(前129年)为侯国,五凤二年(前56年)复为县。东汉兴平中改属庐陵郡。三国吴改属安成郡。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为安复县。隋开皇九年(589)废入平都县,改平都县为安成县,治今江西省安福县。十八年复改安复县。”(18)

三国吴宝鼎二年(267年),于今安福县平都镇,置安成郡,安成县从庐陵郡来属之。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安成县为安复县。大概这一年,原长沙郡安成县,仅剩安成乡名,属萍乡县(267年析宜春县置县)辖。文中“翁陵山”,经考证今属江西省萍乡市与宜春市交界处,属萍乡市湘东区水江镇杨岐山村千拉岭南麓大塘西北侧山坳。在沧下入萍乡市,西流经萍乡市湘东区与醴陵交界处金鱼石入醴陵境,经枧头洲乡至双河口,汇合澄潭江,始称渌水。全长168.8公里,在醴陵境内63.73公里。

清《湖南全省舆图说》:“渌水源出江西袁州府萍乡县安陵山。”清末《江西通志》:“萍乡水,发源于杨岐山,东流转西四十里到县,又九十里入湖广醴陵县,出渌口入湘。”又说:“杨岐山上,有渌水洞,杨岐山当即翁陵山,古今异名尔。”安翁音近,安陵山即翁陵山,亦即杨岐山。由此观之,郦道元《水经注》,不废《水经》《荆州记》之说,并建议“后人即使以渌为称”,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他认定渌水(漉水)源头,在萍乡县安成乡的翁陵山(安陵山、杨岐山)。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醴陵得名,与战国末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徙漉水(渌水)源头,仍以酿醴酒为业,故称漉水流域为“醴”,后一支杨越人在今醴陵市转步乡一带,聚族依山陵而居,亦依先祖之俗,取漉水酿酒,故得名“醴陵”。

地名,是随着人们的聚居生产、生活、交往而发生的必然现象。因地得名,以名辩地,“名从近物”,多是古人命名的规律。故在《水经注》之前,多因山因水因物得名,就是这个道理。两宋之交《学林新编·杨》:“古人建立州县,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迹而为之名。非此三者,而以意创立,则取美名。”州、县之名,尚且如此,一般的聚落村邑之名,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根据古代地名命名规律,醴陵命名的范围,应在今醴陵市转步乡古城村一带。

秦始皇统一中国,设长沙郡置附郭湘县(汉初改为临湘县),醴陵乡域属之。西汉初刘邦置临湘县,属长沙国,醴陵乡仍属之。西汉高后四年(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侯(乡侯),食邑醴陵乡,约600户。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

东汉建武元年(25年),析临湘县东南地域(含醴陵乡),置醴陵县,属长沙郡。县治驻今醴陵市原转步乡古城村(今板杉镇古城村)。约在东汉延平元年(106年)至东汉延光三年(124年)之间,县治由古城村中三洲,迁驻今醴陵市城区姜岭东麓平岗之上,仍属长沙郡。

县治迁徒之前,正逢汉光武帝刘秀,创建统一大业之际,举国之内尽献“醴泉”、“甘露”之类,朝中文臣武将,信奉“祥瑞显庆”的迷信之说,意在吹捧,皇帝不从。

醴陵县治迁徙时,依姜岭临漉水而建城郭。其时,姜岭山麓有泉,故曰“醴泉”,由此附和为醴陵得名之依据。之后《史记集解》引东汉郑玄云:“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长沙有醴陵县。”后人错标为“醴,陵也,……。”之后,论者又多依此为据,使醴陵县之得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遂有唐《九域志》、明《名胜志》之说,忘记古扬越人“取漉水酿醴”之渊源,逐使醴陵真正得名的由来,2300多年不彰,甚可憾矣!

隋大业三年(607),醴陵县并入长沙县。唐武德四年(621)析长沙县复置。元元贞元年(1295)升县为醴陵州。明洪武二年(1369)降醴陵州为县。清代因之。自建县后,县名不易,县治一迁,县域略调,归属随政区多次更改而随属,终为湖南株洲市代管。

境内山地纵横,河谷平原交错。气候温湿,河溪众多。多农产,富矿源,尤以牛角椒、高岭土驰名。工业有基础,尤以瓷器、电瓷,烟花鞭炮,扬名于中外。名胜古迹,有仙霞镇狮形岭村石泥塘商周文化遗址、古城遗址。另有先农坛、东富寺、李立三故居、左将将军纪念碑、西山、渌江书院、状元洲、红拂墓、醴泉井、文笔峰、梯云阁等。今人乐而游之。

2012年2月23日至3月6日初稿,2020年7月16日略改

参考文献:

(1)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

(2)史记选注汇评,第5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3)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第26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民国:醴陵·县志·大事记,第1页。醴陵市编纂委员会重印本,1987年。

(5)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834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

(6)(7)诗经译注,第236页、第299页、第5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第53页。商务印书馆,1992页。

(9)醴陵市志,第79页。湖南出版社,1995。

(10)株洲文物名胜志,第134页、第158页,1991年。

(11)株洲文物名胜志,第13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12)醴陵市志,第313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

(1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0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2004年。

(14)天子开物·乃粒·稻。

(15)现代汉语词典,第881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6)、(17)《长沙县志·大事记》第1页。生活·读书·新和三联书店,1995年。

(18)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第130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责任编辑: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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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醴陵 地名 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