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名源流考
作者：彭雪开
2020-06-22 23:21
【编者按】地名，是分布在历史长河里的时空符号，集聚了丰富的人类智慧，蕴藏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地理、人文信息，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识别、命名和用于交往的文化。地名，在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国防建设和国际交往等方面广泛发挥着深刻作用，是重要的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遗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为了挖掘公共文化内含的社会价值，中国地名学会联合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平台中国文化交流网策划推出【地名中国 · 郡县地名源流考释】专题系列，邀请我国高校、研究机构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地名文化议题展开研讨，刊发相关评论文章，解读地名传承的精神价值与时代内涵，发挥学会社会服务、舆论引导功能和传播平台的作用。传承民族文化，服务未来中华。
作者简介：彭雪开(1953—)，男，湖南攸县人，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科研基地首席专家、湖南工业大学地名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郡县地名。
天津简称津，又名津沽、津门。先秦之前，大部分地域为海域。公元40000多年前，为黄河冲积平原。古黄河距今3000年前，在今天津的宁河县附近入海；西汉时在今河北省黄骅县入海；北宋时在今天津市南郊附近入海。金朝时，黄河口南移，夺淮入海，形成天津海岸。为天津市生成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天津市，自然地名历有沽、漂榆邑、直沽之称；军事政区地名历有直沽寨、海津、天津、天津卫、州、府、市之谓，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沽，何以得名？沽，古今文中多指：河流。《说文·水部》：“沽，水。出渔阳塞外，东入海。”段玉裁注：“今直隶之白河，即沽河也。”《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二·通州》有详载。
事实上，沽水，战国时又称湖灌水，其得名难以稽考。秦时称为沽水。两汉时，河流改道，下游称沽水（今通县以下，即通州区）上游左支称湿余水，右支称沽河水）。沽，最早释为“湖”，会意河水入海之意。《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上谷郡且居“乐阳水出东，南入海。”王念孙说“乐阳”当为“阳乐”，“入海”当为“入沽。”这恰与战国时“湖灌水”相契合。
北魏《水经注·沽河》载有三处地名，皆与“湖”相关。“渔阳太守张堪，于县（注：孤奴县故城）开稻田，教民种殖，百姓得以殷富。”又载，“大榆河（注：今潮白河）又东经出峡，经安州旧渔阳郡之滑盐县南，左合县之北溪水，水出县北广长堑南，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又载潞河之别源高梁河截流为石门，“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畮。”其中不乏为沼泽水泊开发为田。又载：“鲍丘水（注：今潮河）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十余里，北佩谦泽，渺望无垠也。”有学者考证：古佩谦泽，古夏泽，位于今北京燕郊镇东夏垫东南，位于今河北省大厂县东，东南至天津宝坻县。水，源自潮泊河即鲍丘水。
北魏时，今天津市区还是一片沼泽海域环拥之地，故称之为沽，即沼泽，河流入海的地方。清光绪《津门杂议》载：天津市区有七十二沽，在市区内二十一沽，“河形有于丁字之象，其地名仍大部分存在。其时，近今天津市区入海口有漂榆邑，当为直沽最早邑名。《水经注》所称‘沽河’与鲍丘水”汇合后，“入沽”之地，应指漂榆邑。
漂榆邑，何以为名而又得名。漂，古今文指：浮游、冲击。《书·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孙子兵法·势》：“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说文·水部》：“漂，浮也。”榆，古今文中指：榆科植物泛称，种类多，名木多为白榆。《诗经·唐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庄子·逍遥游》：“我决起而飞，抢榆枋。”可见榆树，在周朝乃为周人识别利用的植物。邑，古今文中指：都城。大者可曰国都，小者可曰城镇。漂榆邑，因其时三国称雄，混战不已，北方幽州、冀州一带山区森林，多遭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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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津市区入海口处，或多有榆树自然漂流于此，或人工砍伐顺水放榆木于此，放榆木、加工榆木之人，于此聚落成村邑，故曰“漂榆邑”。
漂榆邑，又古称漂榆津。津，渡口之谓。在今天津市东南海河北。《水经注·淇水》：“清河又东经漂榆邑故城南，俗谓之角飞城”。《赵纪》云，石勒使王述煮盐于角飞，即域异名矣。《魏土地记》曰：高城县东北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籍盐为业。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由此得知魏晋之时，因漂榆邑“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由此形成“城邑，故称漂榆津”。此邑城因煮盐业兴建，当与漂榆邑有别。当是煮盐为业及盐业交易之要津，故名。《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六》亦有引载：东晋咸康四年（338），后赵石虎攻段辽于会支，使王华“帅舟十五万出漂榆津”。依此引载，晋代漂榆津，已成经济及军事重要渡口。其时，漂榆城邑，约距渤海湾海岸线约60公里，其入海河段谓之清河。
直沽。直，古今文本义指：不弯曲。《诗·大雅·帛孝》：“其绳则直，缩版以载。”《孟子·縢文公下》：“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山海经·大荒北经》（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沽：海。直沽，即河水直流到海之意。
直沽，得名约在隋初。北朝魏时鲍丘水在今天津市宁河县治入海，另有滹沱河在今津南区北约12公里处入海。有关史料记：中国人工河——运河，始于春秋时吴国，战国时魏国开鸿沟，三国曹魏在华北平原开凿漕运渠道。以上这些大运河规模不大，且不连贯，时兴时废，未成完整水运系统。公元前5世纪，魏开鸿沟，沟通黄河与淮河水海。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曾划鸿沟为界，即此。《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至隋炀帝大业六年（610）20多年间，充分利用过去运河与天然河流，先后开凿了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重修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并疏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州，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隋书·卷二十四》载：开凿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炀帝即位：“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御河，即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通济渠。今考此渠为大运河的首期工程，流经3省6市，全长650公里，沟通黄河与淮河水系。而京杭大运河，分7段，全长1747公里。
隋大业八年（612），开通南运河及北运河后，两条运河交汇处，史称三会海口；其地望在今天津市金刚桥三岔河口中山路南端处。这为天津市最早的发祥地。《辽史·本纪第三·大宗上》载：天显四年十月（929）“甲申，观渔三叉（岔）口。”《金史·卷六·世宗》载：大定八年（1168）“七月甲戍，秋猎，乙卯，次三岔口。”这表明这一时期，三岔口已成为皇家渔猎，游玩之聚邑。这一带当为繁忙的海河航运码头。
三岔口形成于何时？当在曹魏之际。海河，古称逆河，距今约3000多年历史。《水经注》称为“泒河尾。”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后开凿平虏渠（沟通滹沱河与泒河）、泉州渠（沟通沟水与泒河）、亲河渠（自泉州渠东通濡水）等人工河道，汇入泒河尾，便于用兵与运送粮草，从而形成海河水系网络。《魏书·地形志》载：泒河尾名沽河。这表明曹魏时，沽河已称名，即河流与海交汇之地，谓之三岔口。
直沽寨。寨，古今文中多指：营垒。《陈书·文学传·熊曇朗》：“时巴山陈定亦拥兵立寨。”《辽史·兵卫志》：“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玉篇·木部》：“寨，军宿处。”
金代“寨”的级别较高，略高于县一级。《金史·志第五·地理上》载：各路除设府、州、县外，另处地势险要交津处，单设寨，驻兵防守。如“东京路，府一，领节镇一，刺郡四，县十七，镇五。”由此推知，县、镇至少处于同一级别，或略高于县一级。《金史·宣宗上》载：金贞祐三年（1214）二月，武清县巡检梁佐、柳口巡检李咬住以诛乱贼张晖、刘永昌等，功进官有差，皆赐姓完额。又载：“完额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额咬住本姓李，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其职别应高于县令一级。“宣宗嘉其功，迁佐奉国上将军，遥授德州防御史，咬住镇国上将军，遥授同知河间府事，皆赐完额氏。”
直沽寨都统统兵也颇具实力。2003年6月17日《天津青年报》载：文史专家罗澍伟文：直沽寨兵力“‘以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为一都统。’以此定例，都统完额佐应领兵4800人，副统完额咬住应领兵2400人，共7200人。”由此可知，直沽寨驻兵较多，为重地。其领兵将领为府一级，高于县二级，可见其地位之重。其职能是守御京师，护卫京师漕运安全，以应京师辽东军民用粮之需。
直沽寨城邑，应有较大规模。人口依军户(家属)3人计，至少二万多人。2018年1月17日，人文之光网报道：2012年5月，大运河天津段考古发掘两艘明代沉船，出土了元、明、清时代的铜、铁、瓷、陶、骨、术、竹等600余件文物。天津地方史料亦载：金代直沽寨于今天后宫附近，形成街镇。这些说明其时直沽寨已相当繁华。
20世纪90年代，在直沽（今天津市河东区），发掘了元代文化堆积。甚至以依次叠压的地层中，发现了一些宋代或更早的文化堆积。发掘表明大直沽中台地区有6个堆积层，厚度为4.7米，高于当时天津所有同类遗址厚度，同时证明大直沽的“台子”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人类文化遗址。由此可证，大直沽是元代形成的聚落遗址。不久又发掘7天妃宫遗址，出土了元、明、清三个时代的建筑构件和各类生活器皿；发掘了宋、金、元、明、清的瓷器，及金、元时期的建筑遗址，瓦件。（史载：大直沽天妃宫建于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史称天津第一庙。）此推测聚落遗址可能在宋代，而金、元时代，已有城邑建筑。
大直沽为河东区片，西临海河，位于津塘路与十五经路交会处一带。以“直沽”冠名的街道有近20条，另有直沽街，沽前街，沽后街等。大直沽有西街、前街、后街、中街，四条派生街。前街长约639米，1902年建，因位于娘娘庙前而得名。
综上所述，直沽是天津的最早的聚落，天津建卫城前100多年，大直沽就已从早期聚落发现成为天津政治、军事、文化（含宗教）的中心。漕运枢纽。其时，庙宇林立，酒业崛起，楼宇连接，人口大增。
海津。何以得名？海，古今文中指：地球上最大的水域。《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汉书·晁锗传》：“吴王即山铸钱，置海为盐。”《说文·水部》：“海，天地也，以纳百川者。”津，古今文中指：渡口。《论语·徵子》：“使子路问津焉。”汉贾谊《过秦下》：“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说文·水部》：“津，水，质也。”海津，即有入海之渡口之意。
海津得名，与元代统治者治政密切相关。
至元十九年（1282）海漕开通，直沽成为漕运枢纽，大直沽专设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并修建了直沽广通仓等粮仓。至元年间（126~1294，）还在大直沽、三岔口（小直沽）分建天后宫（东、西庙）。1234年三岔沽一带盐卤涌出，官府特许高松、谢寅等18户在此设灶煮盐，两年后，又专设“三岔沽司”、“大直沽司”，管理直沽盐场。元代王鹗《三汊沽创立盐场碑记》载：“甲年（1234）之秋，三汊沽之地，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最初允准高松、谢寅等十八户设灶煮盐，即“招徕者日益众”，“商贩憧憬往来。”经过两年发展，便置三汊沽，大直沽两个盐使司。盐民出现于今天的天津市区。
元贡师泰《玩斋集》等文献载：1282年试行海运江淮米四万六千余石，第二年抵直沽（损失迁四千石）。自此后海运发展很快，粮食从江南装船后，“舟将抵直沽，即分都漕运官出接运”，设立“直沽海运米仓”，并在海河折弯处大直沽，先后设“临清御河运粮万户府”和“接运厅”，管理储运。到1329年，达到了三百五十二万余石。其间，在大直沽建第一座“天妃灵慈宫”（约1320年），1326年又在小直沽（已改名海津镇）建第二座天妃宫。这都是与海运有关的建筑物。这在元代诗人王懋德《直沽》，臧盐解《直沽谣》、黄镇成《直沽客行》中都有生动描绘。
为了保卫海运，拱卫大都。金朝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于直沽设“镇守海口屯储亲军命指挥使司”，派重兵屯垦卫守。元延祐三年（1316），改直沽为海津镇。1349年又于此设镇抚司。终元六世，元朝廷一直派知枢密院事重臣灵闾防守海津镇。
天津。天，古今文中有十几种释义，其本义指：天空。天，在甲骨文中，字形象人形，人头至顶，示意为天。《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毛传：“汉，天河也。”《论语·子张》：“夫子之可不及也，犹天之可升阶而升也。”《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津：渡口。天津，即天河渡口。
天津，作为地名，历有四说。一是“星河”说；二是“缘河”说；三是“关口”说；四是“赐名”说。而最早持“赐名”说者，为天津文史专家郭凤岐研究员。之后，谭汝为教授，亦认同此说。不久，又列有“桥梁”说，天津得名共有五说。五说之中，何者为准，至今难以定论。
不过，天津赐名说，流行最广。明嘉靖《重修天津三官庙记》石碑载：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朱棣南下争夺皇位：“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天津卫志·序》：“明永乐（朱棣）渡此，因赐嘉名。”意为“天子经由之渡口”为名。明代程敏政（1446~1499），在重修《天津涌泉寺碑记》中载：“我文帝入靖内难，自小直沽渡河易南，命其地曰天津。”1961年，在天津和平区南门外大街路东民居，发现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月所立《重修三官庙碑》云：“夫天津小直沽之地，古斥卤之区也。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筑城凿地，而三卫立焉。”明李东阳（1447~1516），在《修造卫城旧记》：“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沧州，始立兹卫，命工部尚书黄公福，平江伯陈瑄筑城浚地，立为今名，则象车驾所渡处也。”以上文物、文献皆云：“天子渡津”，故曰天津。
以上天津“赐名”说，值得商榷。
一是明成祖朱棣，率军渡河“靖难”夺取皇权时，仍以燕王、燕师相称，并非“天子”。《明史·本纪第五·成祖一》载：建元六年（1400）秋九月，“时徐凯方城沧州，王（注：燕王）佯出兵攻辽东，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其时，据《太宗文昌帝实录》载：“建文二年八月，燕师至北平”。“丙午，下令征辽东”。“壬子，密令徐理、陈旭等朱诣直沽造浮桥济师。”燕王率燕师通过直沽浮桥“度直沽”。永乐元年（1403）春正“十月戊午，我军过直沽。”月已犯朔，御奉天殿受朝贺，宴群臣及属国使。“燕王正式登基。直至永乐四年五月癸已，朱棣率军攻下京师南京后，王升辇，诣奉天殿即皇帝位。”自称“天子”。也就是说燕王渡直沽后，历四年才称“天子”，何谓“天子渡津”之说。其时，燕王与建文帝仍是君臣关系。如燕王“渡直沽”后，命直沽浮桥为“天子津渡”，这是犯大忌，绝无此举；即使六年后（1406）后“即皇帝位”，也不可能将曾经渡过“直沽浮桥”，以“天子津渡”之意，命名为“天津”。
二是直沽浮桥造成后，仅月余遭拆。在燕王朱棣心目中，这仅是舟渡兵马过后，一座浮桥而已。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举兵南下争夺皇位，自“渡直沽”浮桥不久，“甲子，先是我军（指燕军）破沧州所得辎重器械，及降将徐凯等移直沽之舟于长芦载还北平。”《明史·本纪第五·成祖一》载：建文二年（1400）“冬十月戊午，袭执徐凯，破其城，夜坑降卒三千人。遂渡河过德州。”“遂渡河”，据《太宗文皇帝实录》载：是指燕王率燕师，渡过长芦河（今河北省衡水境内衡漳故道），经景州至德州（今山东德州市），奇袭德州城守将盛庸。之后，燕王率领燕军，将直沽浮桥拆除，并将“直沽之舟”移至长芦河上架浮桥，燕军渡河后，又将其拆除，将破沧州城的军用物质及降将徐凯等，用船运至北平（今北京市）。由此推知，在燕王眼中，“直沽浮桥”，仅是一座临时架设的作军事之用的舟桥而已，并无特别之处。
三是明嘉靖间（1522—1565）朝廷重臣李东阳、程敏政所作《修造卫城旧记》《天津涌泉寺碑记》的内容，并不可靠。有学者考证：明正统年间（1436-1449），礼部侍郎陈琏的《黄福记》、康熙《新桥天津卫志》、雍正《畿辅通志·天津府》均载：“工部尚书黄福”与陈瑄等一道，主持修筑天津卫城。这一记载不无破绽，并认为：在此期间的永乐三年前（1405年前），黄福在南京任职，不可能直接参加天津卫城营造。因从明永乐三年（1405）四月到第二年正月，这八九个月间，黄福虽在北京一带任职，但《明太宗实录》只提到“改工部尚书黄福为北京刑（行）部尚书，位在朱浚之下。”仁宗、宣宗及英宗朝《实录》，均未提到黄福营造天津卫城。明人项笃寿《今献备遗·黄福传》，也未提黄福筑天津卫城之事。
天津得名，实与朝廷命臣有关。
一是与平江伯陈瑄密切相关。《明史·列传第四十一·陈瑄》载：“永乐元年命瑄充总兵官，总督海运，输粟四十九万余石，饷北京及辽东，遂建百万仓于直沽，城天津卫。”这与李东阳《修造卫城旧记》中所记一致。另据《太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六》等史籍所载：陈瑄（1365-1433），历任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自永乐元年（1403）起任漕运总兵官，后期还兼管淮安地方事务。史称：“凡所规画，精密宏远，身理漕河者三十年，举无遗策。”尤其是对与漕运密切相关的“天津河”状况，也十分了解。据《金史·河渠志》载：秦和六年（1206），设有通济河、天津河巡河官，“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巡河官为七品，其河段地望在今天津武清县内。“永乐元年十一月……壬辰命工部尚书黄福等罢遣浚河民夫。”其时，天津河才废弃不用。永乐元年（1403）陈瑄任漕运总兵官，建百万仓于直沽；次年（1404）为保卫京师粮仓及漕运，上报朝廷于此筹划筑城，借“天津河”为名，曰“天津”，属移借地名。
二是亦与“督修天津卫城”的工部左侍郎张思恭密切相系。《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十二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戍……是曰工部左侍郎张思恭，自建文中出使于外归复职。”两年后，即永乐二年（1404），张思恭受命“督修天津卫城”。这样看来，黄福为北京行部尚书不到一年，他本人没有参与天津卫城的建设，而工部左侍郎张思恭则是督修天津卫城的指挥者。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瑄，也参与了天津卫城的建设，因总管京杭大运河，尤其是要亲自负责北京及辽东的漕运，并派兵驻守天津卫的粮仓安全，自然不能全心投入天津卫城的建设，但可以肯定他所率的驻守部队士兵，及部分军官参与了卫城筑城。现场的决定、筹划，他可能出力最多。
三是明永乐皇帝朱棣决定设“天津卫”。“永乐二年十一月……设天津卫。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辛酉，上以海运粮船上抵直沽欲于直沽置仓储粮，别小船转运北京。命户部会议。皆以为便，复请于天津等卫多置露囤以广储蓄，从之。”这表明明永乐帝朱棣，亲自听从平江伯陈瑄的建议，议定设置“天津卫”，并自始至终关心天津卫“军卫屯守”、“置仓储粮”、“转运北京”等情况。最终同意“多置露囤，以广储蓄。”这表明天津卫城正在建设中，固定仓储还未建好。次年天津卫城建成。故《明一统志》等载：永乐二年建城，是指开工时间，杨荣《文敏集》等记为永乐三年（1405），是指天津卫城大体完成时间。这也证实：天津得名，与朱棣无直接联系。
四是“天津”等名，文化依源于《楚辞·离骚》。“朝发韧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楚辞注》曰：“天津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今有学者注为：天津，天河的渡口；一说指“天河”。《史记·天官书》载：天津为天潢。《晋书·天文志》所载：天津九星。《隋书·天文志》所载：天津四星。《宋史·天文志》所载：天津九星在虚宿。清《静海县志》、清乾隆《天津县志》所载：“天津九星”等，皆源于《楚辞·离骚》。甚至在今河南省洛阳市旧城西南的“天津桥”（又名洛桥），据《元和郡县志》载引《尔雅》曰“箕、斗之间为天汉之津，故取名焉。”由此，可以推定：天津河与天津卫，亦与《楚辞·离骚》有文化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天津得名与《楚辞·离骚》有文化渊源关系。明永乐元年（1403），由平江伯陈瑄任漕运总兵官时，借“天津河”为名，曰“天津”。明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由永乐帝朱棣议定为天津卫，并同意筑“天津卫城”。永乐三年（1405）建成天津卫及天津左卫；四年（1406）又置天津右卫。自此后，天津之名，始定不改。其后军、政区划地名，历有道、州、府、县、特别市、市、中央直辖市等称名。现辖15个区3个县。天津称名后，区域略调，归属随政权更替而改属，终属中央直辖市。
境内夹河隈海，少山地，多平原；气候适宜，水系发育。历为海河陆地交通枢纽。富农产，尤以“小站稻”驰名；工业发达，尤多高科技企业。盛产鱼、盐。教育、科技引人注目。多名胜古迹、名人故居。现城市环境大变，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游人日多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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