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荣:试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新三农化”发展趋势

2019-01-10 11:04 首页 > 城市 > 城市之光 >
农业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形态,一直处在变化与变迁之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城市化的趋势,以及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都极大地改变和改观了传统的农业社会,主要反映在农民公民化、农村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三个层面,笔者称之为“新三农化”。

农业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形态,一直处在变化与变迁之中。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城市化的趋势,以及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都极大地改变和改观了传统的农业社会,主要反映在农民公民化、农村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三个层面,笔者称之为“新三农化”。 我国正实施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重新认识“三农”问题,必须对土地配置、农民出路、粮食体系、农业经营、新农村建设等并给予正确的回答,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通过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形成“新三农化”国家战略发展的大棋局。

一、农民公民化。在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农民的公民化问题成为农民能否有效地成长为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的重要视域,农民有必要由“市民”进一步向“公民”转化。由于农民向“市民”转化的不充分性,农民参政、议政能力不足以及优良公民德性的欠缺,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交往面临现实困境。农民向公民的转化不仅包括经济的维度,还包括政治与文化的维度。我们应致力于建立农民政治参与、政治交往的有效机制,进一步完善作为农民代理人的村民委员会制度,塑造农民优良的公民品性,加强农民公民化的软法治理,积极探寻农民公民化的现实路径。

理论上说,近百年来,随着我国从传统的封建帝制向以公民社会为基础模型的“民族国家”的转变,我国的人民主体农民的公民化就已经开始,即从传统的家国向现代国家转变。 数千年的“家国天下”和“宗法制”要完成这一转变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都无法阻绝农民公民化的历史演变趋势。 换言之,这一过程是长期的,而且必定走中国特色的道路,毕竟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公民社会的阶段,需要探索和选择自己的模式。 “农民”到“公民”的转变究竟包括什么样的内容,这需要特别关注,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必将成为乡村振兴中首先遇到的问题。

众所周知,现代已经被世界性公认的“国家”完整的表述为“民族—国家”,而这一模型完全来自于西方。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从17世纪和18 世纪欧洲封建农业社会里逐渐分离,与资本主义发展如影随形,并在继承西方文明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了符合西方社会的公民政治。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将这种模式传播到了全世界。西方的“公民政治”产生有其自身的历史和逻辑。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欧洲的传统社会,“公民政治”成了早期国家“城邦”社会结构中的基本构件。 世界上通行的现代国家与古代希腊“民主—共和”有关,其本义指在公共讨论公共事务,以强调公民社会的公民性质。 具体行为是让具有市民身份的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 建筑特色是在防御工事环绕的王宫周围形成城市中心,即公众集会广场———为讨论公共事务而设计的公共空间。 城市有城墙环绕,以保护并限定全体市民。 城市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城邦”。 在这样的国家发展历史线索中,清晰地展示了公民社会的社会属性。 而西方现代的国家,特别是共和形制,继承了西方古代的“城邦国家”这一份政治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上没有公民传统的背景,当然也无法产生以“公民政治”为支撑的社会结构。 如上所述,“公民”首先指一种特殊、特定的社会空间规约,即市民在公共场所谈论公共事务。 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具有浓厚封建伦理的家长制家国,并不需要建立一个公共场所让公民群体前来讨论国家大事,而是建立以家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空间政治模型———政治地理学。 就中国传统“一点四方”的方位律制和人群关系格局而言,重“一点”而轻“四方”。 中心以外的“四方”配合“四海”,人群与之相属,《博物志》卷首之“地理”载:“七戎六蛮,九夷八狄,经总而言之,谓之四海。 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相比较而言,公民其实是一种身份规定与认同,除了少数有身份的特殊“烙印”,如奴隶、战俘等。 古代希腊是一个自由交流和移民的广大区域,具有跨区域、多族群、多文化的鲜明特点。

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希腊事实上成了一个人类多民族汇集的中心”。 这样的历史情形也成为公民社会的滋生土壤。 而在我国“家国—国家”特殊封建帝国的形制中,古代多以“人”指称四方的族群,有指称族群的,如“汉人”“苗人”;有指称区域人群的,如“南人”“北人”;有指称方位的,如“蛮人”“夷人”;有指称外来者的,如“胡人”“洋人”;等等,皆服从“中邦”,这在我国第一部地理志《禹贡》中就已经规定了。

由此可知,中国公民化之“公”需要辨析;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简单地搬运西方的公民社会是不可能的。 中国传统中“公”有自己的意思,甲骨文即(八,是“分”的本字), (口,是“共”的省略,集体拥有),表示平均分配集体所共同拥有的物品。 “公”也就是“共”,今日所说的“公共”即遵循此义。 《象形字典》释,“公”的造字本义为平均分配部落或氏族集体所共同拥有的包括食物在内的所有物品、物器。 《说文解字》:“平分也,从八,从厶。” 兼有“公平” 之意。 “公” 与“厶” (私) 相对,所谓“背厶谓之公,或说,分其厶以与人为公” (《韩非子·五蠹》)。 最为著名的表述当为《礼记·礼运》假托孔子之口所说: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 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 仲尼之叹,盖叹鲁也。 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的“公”实为假借原始社会分工不细,物产不足,因贫而公为理想的“大道”时代,财物为天下人类共有。 社会治理达到了天下的最高准则,即国泰民安的理想状态。 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所谓“天下为公”指的是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大家都讲诚信,和睦相处,各有所归,礼制分明,是一种大同社会的美好景象。 然而,现实并非那样。 如果原始的部落时代真有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的话,那也是“贫公”。 那样的理想实为假象。 仿佛《礼运》托名孔子撰写一样,孔子托名“大道”借喻“大同”。 孙中山借此发挥,重提“天下为公”。 1924 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三民主义就是孔子理想的大同世界,即“天下为公”。 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与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带有时代的印记,它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比较中西方“公家—公民”的历史背景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线索:中国的农业传统之小农经济,讲求事实上的“家私”———以家(家族、家庭)为单位的利益范围。 中国数千年来从来以宗族—家族为核心建立、主导乡村,村落—家园一直是乡土社会的基层单位;即使在今天,这个情形依然没有改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

中国农民公民权的短缺,与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定位密切相关。1949年以来,国家的角色和政府职能大概每30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会对农民公民权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总体上说,1949年以后的第一个30年,中国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革命专政的阶级国家,这一时期的政府可称之为“阶级斗争型政府”或“专政型政府”。要进行阶级斗争,就必然要划分出阶级身份,分清“敌”和“友”,然后对“敌人”实行“专政”。“敌”与,“友”的身份是一种政治性的阶级身份。存在着明显政治差别的阶级身份必然与要求平等的公民身份格格不入。“阶级斗争型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清敌友”,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阶级斗争型政府”不可能产生出公民权,这不单对于“阶级敌人”是如此,对于“人民”也是如此。“人民”作为整体性的政治概念,虽然享有比“阶级敌人”优越的政治特权地位,但其与“阶级敌人”一样并未获得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扩大,“人民”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随时被划为“阶级敌人”中的一分子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1978年以来的改革,使中国农民的公民权得以成长。第一代改革者放弃了几乎使人人都可能成为专政对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理念,政府的首要职能被界定为经济建设,这一时期的政府可称之为“经济建设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要进行经济建设和实现经济发展,就要追求效率和利润。国家吸取了阶级斗争时期的教训,重新颁布了宪法和法律,但公民权建设并不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关切。“经济建设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对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感兴趣,崇尚“发展是硬道理”,这导致其走向GDP崇拜,最终以牺牲环境和人的价值为代价。在追求GDP增长和单纯的经济发展中竞赛中,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行为普遍市场化、功利化,政府官员则企业家化、自利化。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被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硬指标所遮蔽。  在现代社会,作为公共机关的政府,其职能既不应该是鼓动阶级斗争,实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应该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17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就提出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称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人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认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制度经济学家们也认为“政府存在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权势的个人或集团的强制”。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载明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罕有地指出:“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看来,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第三代改革者的执政理念与思想观念,正在逐步与世界主流文明及人类普世价值相汇合,中国政府的角色定位正趋于“服务型政府”的重新定位。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或许将成为第三波改革中政府自身转型的基本取向。从阶级斗争型政府,到经济建设型政府,再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的职能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提升与拓展的历史过程。

中国在公民权建设上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农民公民权的严重短缺。说也奇怪,在传统社会中,国民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尚可以维持下去;而在现代社会,国家如不赋予国民平等的公民权,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整合都将面临深刻的危机。农民公民权的短缺,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没有获得完整的土地产权,二是农民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三是农民没有获得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宪法权利保障,四是农民没有分享改革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成果;五是农民没有享有人类社会促进人权保障国际化的新水平。  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严重短缺,孳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执政党曾经充分运用“权利的革命理论”而夺得政权,现在,中国最需要创建一种“权利的建设理论”来推动公民权的发展,促进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三农化”之农民公民化———农民到公民的转化是一个漫长、艰巨且细致的工程,而且必须是中式的。 简单搬运西方的模式虽简单、快捷,但并非最佳方式;即便照顾到了国际范式,但伤害的却是我国的“特色”传统。

二、农村城市化。农村的城市化似乎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但这里需要做一个辨析。一是城市化问题。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随着科技农业的推进,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越来越精细,而土地面积增加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原来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中必然有一部分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或其他领域。二是农业与工业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各个领域和行业都会出现扩展的趋势,当然包括农业。 农业与工业并非表现为历史的阶段性替代,而是并置与并行。 新技术也不会只“光顾”工业和城市,农业同样是一个重要领域。 所以,人为性、指标化、运动式地推行城镇化可能是一种误判。我国的国情是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乡土性”成为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 费孝通曾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在中国,任何意义和方式的城市化都从乡村出发。

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注重农村的城市化问题,但我们有必要厘清所谓的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非常正式地把长期以来对农村的称谓从“农村”变成了“乡村”。从“农村”到“乡村”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蕴含着党中央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乡村”是近代之前中国对乡村的称谓。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我国对农村的称谓一直就是乡村。近代以来,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三次产业”分类理论,才把乡村人为定义为农村。农村是专门从事农业产业(自然经济和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单元,所以叫农村,并按照此功能定位,将农村在现代经济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定义为为城市生产粮食。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称谓中,乡村所具有功能却不仅仅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而是首先被界定为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乡村是具有血缘关系、互助关系,并形成了共同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叫“乡村”。但是,当我们古老的乡村“变成”了农村,具有中华文明基因的乡村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体。按照这种产业分类思维,管理乡村的部门是农业部。按照这种产业分类思维所设定的现代化,城市才是可以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地方,乡村并不具备承载现代化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它只被赋予了一个为城市生产粮食的功能。按照西方国家设定的现代化标准,农村人口越少越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千百年来曾在乡村世代传承的教育模式、生活方式、人文习俗都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按照这种产业分类思维,就有了21世纪以来把教育从乡村撤走,各种要素加剧向城市流动的情况。如果没有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国家继续按照这种产业分类的思路走下去,中国的乡村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再是承载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基因的乡村,而是将时刻面临着断根的危险。实际上, 中国乡村问题是农业、农民、农村三者缺一不可的。三农问题虽然是一个整体, 但各有自己的独立性, 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2008年开始搞“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 才开始有村庄的概念, 但没有在乡村现代化问题的层面认识问题, 三农政策主要是围绕农业和农民增收、围绕要素怎么快速地配置到城市, 乡村本身如何现代化, 没有受到关注。在原来提的基础上, 十九大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是现有的“农业现代化”政策的完善与升级, 等于提出了乡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对现有三农政策对村庄重视不够的弥补, 体现了中央对农业农村定位的再思考。我国基本国情决定, 农村人口总量庞大, 即使在城镇化成熟后, 农村人口还有4亿左右, 因此没有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 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们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不在城市, 而是在乡村, 乡村还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最大短板, 存在着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传统文化消散等现象。近年来,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如提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等。乡村振兴战略, 正是这一系列探索和实践的集成升级。党的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发展的成效还是显著的, 对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分配功不可没, 城乡之间公共政策差距已经在缩小。但城乡统筹主要解决的是“城市有、农村没有”、两个差距太大的问题, 没有上升到乡村和城市平等发展、融合发展的层面, 没有解决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平等发展的问题。而且在“城乡统筹”中, 政府占主导, 市场力量不足, 在客观上形成了用城市去统农村, 没有改变不平等的基础, 是“我给你一点”, 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城市高度繁荣、农村衰败的局面。农民利用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等土地资源充分发展经济, 平等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的权利不够, 农村一二三产业都存在发展滞后问题;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双向流动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体制机制。甚至在城市中心的理念下, 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需求、共存共生共荣的认识也不足, 导致城市文明统领乡村文明, 乡村文明消散。而城乡融合则强调城市和乡村之间共存共荣, 相互依赖需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在“统”方面太强, 市场作用偏弱, 要打破政府单一主体,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发展农村要素市场。

其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 是一次转型升级, 是一次适时适应已经发生的深层次的城乡的互动的政策调整。这不单纯是一个用词的变化,其中包含着党中央对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维与新举措,更包含着党中央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新定位、新认识。所谓“融合”,就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价值等值、功能互补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关系。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城乡融合新思维,首先需要摒弃根深蒂固的城市富大哥、乡村穷小弟,城市代表文明、乡村代表落后的错误成见。从城市与乡村的功能定位来讲,城乡关系更像一棵大树一样,乡村是大树的根,城市是大树的树冠。曾几何时,当人们在赞美城市花美果香时,似乎早已忘记了乡村那看不见的根。长此以往,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存在着严重的后遗症。回顾中国城乡建设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没有乡村的中国是无法走到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也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端的。20世纪80年代的“一包就灵”,解决了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吃饭问题。20世纪90年代最早进入市场的企业,是中国农村创造的乡镇企业,中国乡镇企业创造的财富首次占据了我国GDP总值的半壁江山。进入21世纪,我国的城市逐步具备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城镇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优势得以充分显示出来。至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乡镇转移到了城市。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逐渐的忽略乡村和农民,致使“三农”问题开始凸显。21世纪以来,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农民的巨大贡献息息相关,为城市化贡献最大的是进城成为城市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主力军的2.7亿农民。这2.7亿农民工中有9000万农民工在房地产、城市建筑行业工作,正是广大农民工用自己的血汗哺育建设了城市。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乡村振兴之路,最需要重新认识的是乡村的价值。目前,从城市到乡村的“新回乡运动”作为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流动。近年来,一个值得社会关注的城乡双向流动、双向驱动的新城镇化模式正在逐步浮出水面。城镇化不是恒定不变的直线运动。反观近代以来西方城镇化的历史,无不是在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周期波动中进行。我国随着城市病爆发、空气污染、生活成本提高、城市生活审美疲劳等多种因素,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大批艺术家下乡、退休者告老还乡、人们组团到乡村养老等逆城镇化现象。在逆城镇化现象推动下,许多城市人到郊区买房、到农村去办农家乐、到山区去办各种旅游项目。伴随着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也催生了城市资本下乡搞有机农业、乡村旅游、古村落改造等新趋势。其实,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之路,就是城乡各自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推动各种要素资源高质量双向流动的城乡互补共赢、共生发展的新模式。

由是可知,我国的城乡关系是共生关系。 这说明,中国传统的城乡是一体的、相融的,也是家国政治结构的有机构造。我们同时要说,中国的情形很矛盾,主要表现在当下我国所实行的城镇化工程。 一方面,城市化不是自然的转变,而是借助外力,包括城市化的趋势、政府的推动等。 另一方面,传统乡土社会对背井离乡的认知惯性导致广大农民产生了“离开故土” “失去家园”的不安全感、危机感,进而产生对人为的城市化的被动。 对此,费孝通先生认为,我国传统农村向城镇转变,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是不自在的、不自愿的,他以自己的家乡为例:“乡镇工业不仅与农业之间有着历史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与大中城市的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联结。 在旧中国,自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的上百年间,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就从这个商埠出发,沿着沪宁铁路把吸血管一直插到苏南的农村。 首先被摧毁的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接着农业也独木难支;最后农民忍痛出卖土地,到上海去做工———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还要加上半殖民地的性质。”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三农化”之农村城市化要解决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城镇化工程”可以解决,以下问题需要兼而顾之。 其一,在农耕传统的背景中,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农村是“终端性”和“终极性”家园,今天仍然如此。“拆”农村的家“换”城市的家,有一个认同、情感上的适应过程,毕竟“老家”有祖先的魂和家族的根,要他们离开祖厝会有骨肉分离的撕裂感,需要一个很长的弥合过程。 其二,广大的农民从来以土地耕作为本分、本职,骤然的城市化使他们产生紧张感,而且他们并没有学会在城市生存的本领,因此要给他们一个学习城市生计本领的机会和过程。 拆迁款总有用完的时候,如果人们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也没有学会和掌握生存技能,而自己过去的土地和家又没有了,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所有的问题和困难都上交给国家,而事实上,国家亦难以承受。 其三,城镇化的过程同时包含着“逆城镇化”,任何社会趋向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包含着互相、互动和互融现象,比如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出现的“农村化城镇”和“城镇化农村”。其四,传统乡土社会的农业遗产的保护、保存和保留问题,需要细致的调研和评估。 简单地以城市覆盖乡村的方式是粗暴的,甚至有数典忘祖之嫌。

二、农业产业化。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农业产业化则是产业兴旺的核心。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就是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一主线,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进而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更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民从农业产业化中获得的收入逐步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农业产业化通过改变农业经营方式,提供农业综合经营效益,保障了农民基本收入的稳定,并拓展了农民在加工、销售领域的获利空间,成为促进农民生活富裕的有效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必须关注下列几个问题:

一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今后较长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紧紧围绕人的需求和市场导向进行生产,实现农产品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找准产业发展方向,坚持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推动农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综合效益和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二是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调整优化农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构建结构合理、技术先进、质量优异、效益良好、竞争力强、协调发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用现代科学技术驱动农业、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构建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农业生产体系。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业经营的组织化、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水平,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经营体系。

三是大力拓展农村产业发展空间。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以种养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商贸物流服务业,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重塑价值链,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围绕拓展农业多功能性,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生养老、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依托互联网等新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众筹农业、品牌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

四是切实增加农村有效制度供给。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城乡人才资源双向流动的制度障碍,解除要素下乡的制度限制,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的各种资源要素活力。深化农业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对农业实施一体化的管理服务水平。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重点推动土地“三权分置”和集体资产权能改革。继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确保政策性金融供给的同时,积极开展金融制度创新,提高村镇银行的覆盖面。

五是加快培养高素质涉农人才队伍。大力培养复合型高素质农业人才,鼓励更多的高学历青年加入到农业产业的创业大军中来,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人才动力。同时,积极开展技能培训,针对农业产业发展中迫切需求的人才类型进行培训,提升农民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升级,是一个全面振兴的综合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它既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振兴,也包括治理体系创新和生态文明进步。乡村振兴要顺应农民的新期盼,要立足国情农情,坚持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为保障、治理有效为基础、生活富裕为根本,汇聚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协调推进城镇化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对待新三农化问题时候,必须注重重构未来农村居民主体、未来农业生产主体和未来农民养老主体,加大统筹城乡改革力度,突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人口自由流动机制,既能让“村民进城”也应允许“市民下乡”,并从制度设计中努力解决困扰我国当前农业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未来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问题;二是未来新型农民可耕种土地的来源问题(本文作者系全国三农调研中心副主任陈玉荣博士)。

作者简介

陈玉荣,消费心理学博士、MBA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学硕士,曾在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秘书、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身边从事私人助理工作;在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等从事研究和顶层设计等工作;在中国企业报、中国信息报等从事副主编工作;在北京匹夫品牌管理集团、珍贝集团、联想集团等从事总裁助理兼企划部长工作等。2004年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优秀人才称号,获得2万元的奖励基金。现任全国三农调研中心副主任。专著作品有《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理想与改革:社会主义的改革历程》、《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一带一路:中国统筹发展大棋局》、《蓝色跨越:中国海洋强国的生态逻辑》等;合著作品有:《集聚正能量:反腐、防腐、廉政管理三步走》、《现代化进程的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微时代的危机公关》、《政府反腐工作的加减法则》等,发表关于绿色经济、政治、贸易、投资、管理、营销、战略规划等论文300多篇。新出版的《一带一路:中国统筹发展大棋局》和《蓝色跨越:中国海洋强国的生态逻辑》专著作品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重大选题备案。

全国三农调研中心简介

全国三农法制调研中心是由金政互联・全国政务信息一体化办公室联合全国50多家企事业机关单位共同组成,该中心专注并致力于国家重点三农课题调研和惠农项目反馈工作,对社会热点、焦点和三农现象等课题研究工作,开展三农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三农信息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工作,采集与发布三农资讯工作,开展涉农维权援助工作,提供三农信息化方面有偿服务等工作。目前,中心旗下拥有由全国50多个企事业机关单位共同组成的全国三农调研中心和全国三农法制中心共同运营的三农调研及法制宣传应用平台“三农法制调研168网站群平台”和由全国30多家企事业机关单位共同组成的全国三农网络服务联盟和全国三农资讯发布联盟共同运营的三农信息化应用平台“一路发三农信息化168网站群平台”等两个双网站群平台,这两个平台紧密联合、优势互补,形成了具有三农信息化服务、三农调研活动、三农法制宣教、三农科技服务、三农商贸服务、三农政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全方位三农信息化服务平台,促进农业发展,扎根农村建设,服务农民生活,让信息创造价值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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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海淀农村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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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激荡改革潮 筑梦新海淀——庆祝海淀农村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在海淀区政府办公区中心花园开幕,展览将持续到2月1日。此次展览以大量珍贵历史文件、图片资料为线索,分主题、有重点地回顾了海淀区农业农村40年来取

黄德宽先生受聘担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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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上午,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聘任证书颁发仪式隆重举行,黄德宽先生受聘担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