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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互动 与现实相拥
2018-07-25 00:32:25 来源网站:光明网-《光明日报》 本站编辑:岚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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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互动 与现实相拥 

——文学期待新的现实主义 

作者: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贾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动虚构”的写作状态成为流行病

尽管当今文学很难在世俗的日常生活里占据中心位置,但并不意味着它可有可无。文学应该是生活的“随从”而不是“主人”。无数事实证明,文学越是主动贴近生活,生活就越是青睐文学。反之,文学越是自我封闭、高高在上,生活也就越是要抽身离去。这就是“文学边缘化”的内在根源。我们不要假定存在一个“文学中心化”的时代,也不要把“边缘化”的责任推给文学之外,而应该更多地从文学自身查找原因。从这个角度看,不是文学自身的所谓艺术性出了问题,也不是现实生活失去了艺术性呈现的价值,而是文学形式与当下精神生活出现了脱轨。这种脱轨,首先表现在我们对西方的现代文学表现手法过于依赖。如何摆脱它,是值得探讨的。对于西方的现代文学手法和观念,我们经历了抵制、怀疑、接受、模仿等阶段,现在应该进入反思阶段。

当下采取的文学表达形式,大部分仍是西方的舶来品。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的写作奉行的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论,着力于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忽视作家的主观艺术体验。8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量西方思想文化与艺术作品的涌入,新的文化启蒙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文学界对于机械现实主义展开了反思,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了启蒙一代新的写作资源。形成于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观,逐渐成为当代精英文学最重要的文学观念,绝大多数作家都成了这种观念的拥趸。

如今,随着“50后”与“60后”作家文学地位的确立,他们信奉的现代主义文学观也被送上了神殿,成为更年轻写作者的指导观念。福楼拜、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这些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精神导师并没有被新的经典作家冲击,而是延续着他们的非凡影响力。“50后”一代的作家,尚且拥有充分的前现代乡土经验与纵深的历史感,当西方的创作方法涌入的时候,他们可以中西合璧,融通两种经验为一体,并保持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这是他们这一代能够经典化的原因。而“70后”及更年轻的作家,普遍感受到的都是全球化潮流之下的现代经验,一种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同质的生活。在这样的经验背景之下,继续沿用前代作家的资源,因袭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忽视对于突变的日常经验的观察,就极容易失去文学表达的本位,失去“现场感”,失去与时代生活共鸣的能力,从而落入纯粹形式主义的模仿之中。

这种模仿的立场,让作家普遍处于一种“自动虚构”的写作状态。原因在于,他们的形式和经验,多半来自于文学作品——雷蒙德·卡佛写失落而冷漠的蓝领阶层或者中产阶层,我便写都市男女的焦虑;博尔赫斯写诡秘而虚幻的拉美故事,我便写虚无缥缈的中国故事;卡夫卡写人变虫的变形异闻,我便写人变鱼的无解小说。这种叙事技巧与叙事风格上的模仿,确实能够帮助作家迅速找准观察世界、表达世界的手段,培养对于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洞察力。这一点是现代社会写作者需要的,因为现代的真实经验并不是完整、一眼望得见的,而是分散、隐匿在新鲜的生活细节中。但作家“自动虚构”的写作状态,又会误导自己进入“机械复制”的生产状态。当然,这样的高效率写作能保证作品的量产。但这种没有活性的机械复制品,写出来有谁会关注呢?

形式方面的学习和模仿并非是坏事,相反,这是所有作家成熟之前的必经之路。但形式模仿必须和精神观念的模仿分开。而现在的情况恰恰是没有分开——作家的思想观念,对世事人生的看法,多半是中空的。当某个经典作家的价值观念打动他的时候,他马上将这个观念改名换姓,填充到自己的脑袋里。比如卡佛笔下的美国人患上被日常琐碎细节围困的“精神过敏症”,在一些年轻小说家笔下换汤不换药地再次发作。日常细节的情绪性放大、人与人之间的提防、被规约的工作对人的压迫与磨损……这些主题都被沿用过来。反观西方这些年涌现出来的重要作家,门罗也好,奈保尔也好,石黑一雄也好,他们的观念都根植在自己的异质经验当中,根植在自己对于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当中。在精神观念的层面,他们是具有独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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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聚拢起超高人气,印证了网络文学强大的“吸金力”。在资本的诱惑下,网络文学成为盗版“重灾区”。这也表明一旦被资本逻辑绑架,文学创作的良好生态将遭到破坏。新华社发 翟桂溪作

警惕全球化时代的“观念剽窃”

有必要追索一下现代主义文学形式背后的精神现象。现代主义文学公认的起点,是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福楼拜的年代。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福楼拜摆脱了现实主义那种盲目的叙事自信,以一种接近零度的不含感情的描写,试图还原疑问重重的生活本身,还原对自己的存在产生怀疑的人的真实状态,由此发明了一系列保持客观冷静立场的技巧,将文学引向了工匠式写作的阶段。因此,现代主义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讲究叙事技巧与思辨深度的工匠式写作。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福克纳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工匠式写作,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写作。古典现实主义那种主题思想至上的观念性写作,被认为是落后的,不符合现代语境的。也就是说,写作的目的不重要了,形式成为了小说写作的唯一目的。用卢卡奇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谜底”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不重要了,而“谜面”精彩不精彩,叙事过程迷人与否,变得重要起来。这样一种文学观念,本身就是“形式在场,价值缺席”的。这里可以借用一个古典的说法,即“小说的灵魂没了”。现代主义文学,成了一种“失魂落魄”的瓷器文学,表面精致,内在虚无。《喧哗与躁动》也好,《城堡》也好,《尤利西斯》也好,传递出来的精神状态,都是冷漠、颓废、奄奄一息、毫无生机的。这的确暗合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精神危机。

现代主义文学致力于发现和表达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价值是深远的。这是这些先驱者的意义所在。但中国作家不能依葫芦画瓢,盲目跟风,直接把那个精英主义姿态的颓废价值观拿过来,也摆出一副“精神渐冻人”的样子。这是典型的全球化时代的“观念剽窃”。中国人真实的精神状态如何?会出现“甲壳虫”和“莫尔索”形象吗?而且,这种源自福楼拜看似高级而冷酷的文学观念,本身没有问题吗?福楼拜同时代的好友乔治桑就曾认为,福楼拜的创作,“缺少一种对于生活的那样一种相当坚定和足够宽阔的眼光”,缺乏“为了生活而生活的天趣”。福楼拜接受了批评,他坦言:“我憎恶生活。……只有从未存在的生活才是可以原谅的。”可见,这本身就是一种排斥生活的亚健康的文学观。这个文学观,对于文学史革新的意义非同寻常——文学作品仅凭内在结构的完满就可以自足,不需要与破碎的现代经验产生反映论的关系了。托多罗夫的判断也是如此,他说:“美的外在目的性的缺失,经由内在目的性的严密而得到补偿。”但同时,文学对于生活的辐射能力也迅速萎缩了,文学越来越只关乎文学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总而言之,现代主义文学塑造了一种“向内收缩”的文学观。

这种“向内收缩”的文学观念,已经渗入当代大部分作家的骨肉之中。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布格里耶、罗兰·巴特、米兰·昆德拉等人的小说诗学的影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诗学,伴随他的小说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作家与评论家。他接续了福楼拜的创作观念,反对西方的理性传统,坚定地站在了非理性这一边。他认为理性的创作观,催生了一种封闭的、单一可能性的小说,而专注于发掘非理性的作品,则呈现出了世界开放而广阔的无限可能。他还认为,小说的任务是“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存在”,从而将小说提高到了“独钓寒江雪”一般的精神冒险的层次。

这些观念,几乎囊括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创作的主流观念。但这些从哲学高度阐发的新的文学观念,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遭遇了一个在模仿过程之中的“失真”和“矮化”的命运。昆德拉所说的“发现”中的形而上深度没有了,仅仅剩下了世俗含义的空壳子,那就是对于秘密的窥探、对于未知情节的探索,进而渐渐与侦探类小说混为一谈,变成了卖弄悬念的“假发现”。于是,作家扮演着一种密探角色。而卡夫卡式的“不介入”,天然地将作家与公共事务隔离开来,以至于部分作家一度沉迷于个人感官世界,以为每一瞬间的个人情绪体验,都包含着无限的哲学隐喻。殊不知他们的文字像一群聚集在糖汁上的蚂蚁一样,仅仅聚集在欲望的领域。书写欲望的压抑与发泄,竟变成了文学的全部使命。如果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的出发点,是想让小说更加丰富而暧昧,开放而生机勃勃,那当代文学的种种实践,其实大半都在背离卡夫卡和米兰·昆德拉的初衷。

被资本逻辑绑架的作品偏离艺术逻辑

现代文学的写作传统与福楼拜以来的小说诗学,共同塑造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精神面貌。这里借用托多罗夫对当代法国文学的判断,概括为三种症候:第一,唯我主义。执着于个人的微观宇宙,陷于主观体验,对外部世界不信任,或不予理睬。第二,形式主义。也就是工匠式写作立场,拒绝提供一个确切的现实意义,对真善美等肯定性的价值保持警惕,对人性恶等否定性的存在乐此不疲,兢兢业业扑在对于叙事技巧、情节结构、文辞语句的雕琢上。第三,虚无主义。对于肯定性价值的怀疑,导致了生活的无目的性,因为没有信仰和终极价值的支撑,作家对生活当中普遍的事务失去了热情,日复一日的耗散,代替了积极改变命运、改变世界的行动。

这种精神的同质化,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同质化。同质化的文学,难以在艺术水准上分出伯仲,于是只好借助市场销量、得奖多寡这些外部因素来判断。这就将文学创作导向了文学商品化,不再遵循艺术的逻辑。

资本的逻辑具有强大的迷惑性。因为商品生产总是在“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具有表面的“新奇性”。这里要区别“商品的新奇性”与“文学的独创性”。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照鲍德里亚的看法,商品的新奇,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奇,改变的不是物品的本质功能,而是附加功能。比如一辆汽车,通过增加一处喷漆或者改变流线外形,就摇身一变,成为“新款”。服装也是如此,设计师将V领改成圆领,改变一下造型,一款崭新的品牌就诞生了。但改变之后,汽车代步行驶的本质功能,服装蔽体保暖的本质功能,并没有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商品永远在隐蔽地重复自己。商品不断改变自己的外观与设计,不过是想用一种虚假的“新奇”,来保持自己的市场销量。在市场上销售,是所有商品的本质。因此,商品看似在求新求异,其实是在求同。

被资本逻辑绑架的文学作品,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自欺欺人的链条当中。比如某些畅销书,以十分新奇的题目或写作方式出现,但本质上或者是在兜售“心灵鸡汤”,一种安抚情绪的世俗价值,或者在售卖青春期的伤感与成年的焦虑,总之并不提供真正新鲜的价值观念,只是在重复使用某些可以产生市场销量的“梗”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类型文学与网络文学其实都是伪装成文学的货真价实的商品。

而文学的独创性,与思想观念的独创性与艺术创作的独创性有关,本质上是破旧立新、无中生有。真正的文学不会那么斤斤计较市场销量的多寡,而是与人类生活经验的不断更新密切同步,时刻处于未完成的进行时,处于重复的对立面。真正的文学创作,从本质上就是反同质化的。

以文学力量重新拾起人类的信心

摆脱同质性的、辨识度极高的写作,才能真正进入文学史,进入精神演变史。保持辨识度,就是保持差异性、异质性,这要求作家对于现代主义的“精神渐冻症”、颓废冷漠的美学观念、资本逻辑的诱惑等,具备强烈的反思批判能力,并且时刻保持警惕。总之,需要一种新的写法。

当下的文学有三种主要的写法。其一是消耗自然资源的“资源枯竭型”写作。这种写作专注于狭隘的乡土经验,无视整个时代的经验在不断更新、变得愈加复杂的现实,无视乡土已经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现实,闭门造车。其二是源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在青年写作者中颇具影响的工匠式写作。这种写作方式深深浸染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颓废情绪,本质上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准则。对于书写中国特异的地域经验而言,这种写法是问题重重的。其三是立足于边缘经验的写作。这类小说可遇不可求,而且传递出的前现代经验与现代经验之间的紧张和对峙关系,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一种针对“现代主义”写作的异质性声音,从而对当代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世界文学发展史可以带给我们新的启发。21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多次颁给了亚非拉等后发达国家,比如略萨、莫言、库切。这提醒我们,后发达国家的地域性经验,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是非常珍贵的。其神话系统还没有遭到现代性经验的污染和毁灭,是值得被发掘和书写的。诺贝尔文学奖还颁给了奈保尔、石黑一雄等具有移民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作家。可见,异于西方文化的特定民族经验,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体验,仍旧是滋生创造性表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石黑一雄的获奖,是对虚无冷漠的现代文学传统的纠正。他的文笔浸润着日本的“物哀”美学传统,这是一种迥异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虚无美学的美学。它对于爱、忏悔、牺牲等人类最光辉的感情,是抱以信念的。可以猜想,诗意而深情的东方美学,在世界文学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时刻到了。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打开自己视野的宽度。从时间上,要往现代社会之前的时代看,从古老的东方古典美学中,寻找新的更新细胞,植入当代文学的肌体。从空间上,要关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的生活现状,关注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的差异性,在这种宽广的视野当中,调整自己写作的姿态、写作的立场,找准真正具有开天辟地价值的崭新题材、写法,去表达自己。不能只求视野的深度,天天拿着现代主义美学的放大镜,在经典作家早已涉足过的领域徘徊不前,在日常碎片的细节当中流连忘返。

此外,最重要的是重新拾起人类的信心。现代科技对人性的挑战、财富差距对个人梦想的打击、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公平的损伤、战火纷飞的局部战争对文明的残害,这些现状已经在渐渐摧毁人类的信心了。文学不应该若无其事地加入这股破坏性的野蛮力量,而是应该在虚无中发现希望、在冷漠中发现热忱、在残忍中发现良善,应该保护阴天的火种、沙漠的绿洲。

肯定人类的价值,这是曾经的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如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这种新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和信念。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并非对人的整体存在保持盲目乐观,而是对人性闪光的瞬间保持肯定和信念。这种新的现实主义,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与真善美的价值血肉相连。这种新的现实主义,没有滑入纯粹形式主义的顾影自怜与哲学层面的虚无主义,而是保持着与生活的互动、与现实的相拥。找到这种写法,就找到了文学最原始的力量与最基本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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