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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引发海外汉学研究热
2017-10-17 15:23:27 来源网站:人民日报海外版 本站编辑: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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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日趋活跃,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海外汉学家以独特的视角观照中国当代文学,拓展了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视野,助力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近日,本报记者与海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对话,探讨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与研究的话题。

越来越多汉学家参与译介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者:请谈谈近5年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和过去比有什么变化?

张燕玲:近5年,多媒体与全球化深刻影响与丰富壮大了中国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格局,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文学与海外与世界的对话空前活跃。就在几天前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莫言参加“以故事沟通着世界”活动,一个人对话30国的汉学家,如此热烈的“对话”场面在今日之中国已呈常态化。因此,中西方有所差异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必然会融通、会互为补充。文学对话使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平等立场上,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便进一步扩大文学成果共享,这也是中国深度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文学收获,充分显示了今日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

张清华:近5年,越来越多的青年汉学家和翻译家开始参与到译介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行列,人数有明显增加。本人两次去欧洲讲学,在苏黎世大学、日内瓦大学讲述的课程为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以及近年来的先锋派诗歌。选修者中有不少人有志于翻译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已经接待了来自欧美和东亚的多批和多位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其中,欧洲的居多,包括波兰、法国、意大利、捷克等国的学者;东亚的主要是日本的和韩国的学者。

鹏:我和同事白安卓主编了《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这本手册篇幅达1000页,收入了包括北美、欧洲、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所著的45篇原创性论文。我们的目的不是给中国现代文学绘制全景式的图谱,不是要谱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是为了凸显这些学者如何研究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系列方法。我认为对于方法论导向的重视尤为关键。

进:尽管海外学界有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提法,但未必如国内学界这样界限明晰,各有专对,而是基本上都囊括在现代文学的概念里面来处理。而众所周知,现代文学的海外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中开始起步的,它从很宏观的文学史写作入手,然后转向对作家的传记式评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理论和文化研究的风行,其处理和展示的问题、现象也更为多元,从都市文化、影视文化到流行音乐无所不包,近来的趋势更是深入到对情感结构、华语语系等问题的讨论上。可以说,除了议题的丰富以及处理的对象和内容更细密之外,跨学科知识的调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走向。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诸学科的研究理路不断和文学的理论、文本产生对话碰撞。

者: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有什么影响?

张清华:汉学家对中国作家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影响力,他们的看法自然也就会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方法、趣味和取向。比如许多作家可能意识到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性,格非的作品越写就越像中国传统小说了。

张燕玲:在平等对话的背景下,优秀的汉学家及其研究也日益被关注。我所服务的文论期刊《南方文坛》就借力苏州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开了3年“译介与研究”栏目,推出了李欧梵、夏济安、高利克以及新一代汉学家罗鹏、白睿文、李素等对中国文学热忱而专业的翻译推介以及相关的最新研究,颇受关注。

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重写文学史”一直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学科一个常提常新的问题,近30年数以千计的文学史著作就是明证。近年,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兴趣日增,著作甚丰。2016年邓腾克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简称“哥伦比亚版”)、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简称“指南版”)、罗鹏和白安卓主编的《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简称“牛津版”)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相继问世,如此密集和体量均创中国文学史之最,其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学学术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创作的影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海外学界整体上注重文学理论,倾向从历史角度探讨学术议题,新颖的概念和方法对国内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因此学术影响明显。二是海外学界近几十年来相对忽视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的当代文学批评。除了个别例外,中国当代作家的翻译者经常不在学界,所以学界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直接影响局限于作家海外访问时参与的校园对话,间接影响是作家通过翻译成中文的海外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获得的。

进:我们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国际参照和前沿动态,这种做法本是出于治学严谨的需要,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必须趋势。海外与本土学界其实构成了一个彼此促进、不断对话的学术共同体。与研究领域的状况相似,不少作家也非常关心国际社会对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这些评价与研究也对作家的创作多多少少带来启发、刺激与影响。当然,一个优秀的作家,自有他的创作传统和思考,不会照着西方的审美和消费口味来做自身的调适。事实也证明,越是那些能跳出西方口味的作家,反而越有可能取得持久性的成功。

汉学家在当代文学走出去中发挥巨大作用

鹏:我正在编辑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为一本期刊编辑一个特辑,我计划邀请学者从中国文学不同的地域、领域和议题切入并运用不同的方法论来展开讨论,例如从“边境作为方法论”、“武侠作为方法论”、“报告文学作为方法论”来展开。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思考这些方法论和特定的议题或领域的关系,还会对我们思考文学和文化研究,甚至对中国现代文学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项目我们关注的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盛极一时的语言学转向。我们很想从方法论和理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学术现象。虽然我们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这个特辑重点讨论的并不是中国文学,我们认为这个议题与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势紧密相关。

者:近年来,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日渐提升,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何影响?

进:应该说,海外汉学家是当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最重要的推手。不少汉学家既是研究者,又是翻译者,这使得他们对当代文学的选择不是浮光掠影、猎奇式的,而往往能选择最具内涵的作家作品。海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首先是通过汉学家的工作来达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汉学家在当代文学走出去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断地助力汉学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学,而不是简单地否认。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汉学研究和走出去战略好似一体两面,互动友好,你推我拿,有志一同。但究其实质,两者的落足点和关心点还是有所不同的。汉学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学术研究,其诉求的对象虽有心囊括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和对中国文学、文化充满兴味者,但是,其真实的读者仅仅存在于非常狭小的汉学圈内。学术研究有志于去澄清并展现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现实,也有可能倾向于发展某种隐微的批评和文化介入。而走出去战略则立足国际推介中国,务求全面生动,未必把学术圈作为其着力的要点,两者的定位和胸襟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努力形成良性互动。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及时介绍新作家和新作品,并挖掘以往不受重视的作家与作品,因此引起翻译界的重视和出版商的兴趣。在海外的文化格局中,学界、出版界与媒体严格分野,一般学者很少参与主流媒体的书评介绍,因此对校园之外的主流读者影响有限。当然,学界影响相对媒体而言是长期的,即目前在校大学生将来必然成为海外的主流读者。

张清华: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当然有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之前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阎连科、铁凝、毕飞宇等人的海外影响,一定程度上都是汉学家孜孜不倦的介绍的结果。近年来,贾平凹、韩少功、麦家、曹文轩、张炜、徐则臣等人的影响也逐渐多了起来,同样是汉学家推介的结果。其中起最主要作用的还是欧美的汉学家。

我们从国家层面上,应该有举措和战略,要大力团结汉学家和翻译家,给他们以奖励和支持,以促使他们更多地介绍和推助中国作家走出去。同时,也要推助他们翻译和研究中国学者的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这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就不是局部和支离破碎的了,更能够从整体上全面和历史地理解中国文学的创作。

者: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张燕玲:海外汉学家习惯以“现代性”为核心叙述的视域,同时论述又容易脱离大陆具体的历史语境,因而会与我们传统的文论叙述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因此对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要有一个客观的善意的学术评价,同时也要有一个正常的宽容的心态。我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远是我们的文艺方针,正常的理性的学术交锋是文学批评的生命。内地和海外话语系统不一样,对于同一种文学史现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汉学家的研究进行对话、讨论、商榷、甚至发出批评的声音,都是必须而正常的,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信任与融合,自信与建设。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忽视,但这是海外人文学界的整体趋向。解决的方法一是组织以作家、作品为主的国际学术会议,并邀请作家参与,以促进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动力。二是增加学术期刊的作家、作品研究专辑,扩大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出版机会。

张清华: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要是不全面,对作家的了解也比较片面,尤其难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和谱系化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某些华裔的学者可能好一些,但观念和观点有时也不尽公允和有效。建议鼓励他们对于国内学者的著作多加翻译,与中国当代的批评家多一些互动,这样就可以更多和更客观地介绍中国文学,推介中国作家。

中国文学的格局日益丰富阔达

者: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如何?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可观,因为中国的崛起引起海外学界对中国研究整体发展的重视,相关大学的文学课程逐渐增加,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文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自然成为了解当代中国的主要途径之一。

进:首先,汉学研究自有传统,同时它也是西方学科建制中虽微弱却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其发展有其长久性;第二,在世界文学和全球化的巨大号召之下,随着中国作家和作品更多、更广的传播,汉学研究必会形成更强劲的趋势;第三,中国作品所能提供的中国经验对于检讨西方理论及其学术发展中存在的某类问题具有重要性,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者,不会无视这种重要的资源。我们期待以更阔大的胸襟,海纳百川,了解和接受海外学界的成果,并与之形成良性的对话与互动,共同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走得更深更远。

张清华: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上升,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系,必须以更宽广的胸襟来对待国外的汉学研究,宽容不同的观点,甚至批评意见。不能把国内的一些想法强加给外国学者,那样会适得其反。

张燕玲:江山代有才人出,今日之中国,能拥有如此众多葆有文学初心的批评家尤其是汉学家,说明中国文学的格局日益丰富阔达,这是我们大时代的文学之幸,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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