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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接受的地域差异
2017-09-20 21:26:54 来源网站:光明日报 本站编辑:岚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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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包括作家、作品、接受三个部分,关于地理环境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学术界近年来多有探讨,但是在地理环境对接受影响这一方面,有关探讨还相当缺乏。事实上,早在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况就讲过这样的话:“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荀子·荣辱》)“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雅”就是“夏”。意思是说:语言是有地域差异的,一个人到了某个地方,就要适应当地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学习当地语言,不然就很难与当地人交流,也很难欣赏当地文学艺术。

诚然,一个人接受或不接受某个作品,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接受某个作品,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虽然不宜夸大这个因素,但也不应忽略这个因素。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也是一位后来誉满全球的“世界文化名人”,在汉代,南方学者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很高的,北方则不尽然。兹略举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为例。

刘安,沛县(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生长在淮南,袭封淮南王,南方人。刘安尝作《离骚传》,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对屈原作品评价相当高。

刘向,汉高祖异母弟刘交四世孙,祖籍沛县,亦南方人。尝集《离骚》,作《九叹》,“追念屈原忠信之节”(王逸语),他对屈原作品的评价也很高。

扬雄,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曾作《反离骚》,称屈原为“圣哲”。

王逸,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尝撰《楚辞章句》,谓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又谓其作品“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王逸继刘向作《九叹》而作《九思》,其自叙云:“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对屈原其人其作,可谓推崇备至。

和上述南方学者相比,北方学者对屈原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有褒有贬。

班彪,东汉史学家,辞赋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彪对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的人生态度不以为然。他主张明哲保身,能伸能屈;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在《悼离骚》中写道:“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

班固,班彪之子。班固尝作《离骚序》和《离骚赞序》,他虽然同情屈原“以忠信见疑”的遭遇,称其为“辞赋宗”,但对其为人为文,颇多贬抑。其《离骚序》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悬圃冥婚宓妃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和他父亲班彪一样,对屈原的自沉很不以为然,甚至对他的创作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汉代南北两地的学者在屈原作品的接受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安、刘向、扬雄、王逸等南方学者,实为故楚地人,楚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班彪、班固父子,则是地道的关中人。关中既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农耕文化的大本营。而班氏父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正统学者。所以他们在思想上以忠君颂上为本,他们的文风也以平实见长。对于屈原作品的批判精神和浪漫想象,他们是不以为然的。

当然,在汉代北方学者中,也有同情和赞美屈原者,司马迁和贾谊即是。司马迁,冯翊阳夏(今陕西韩城)人。在写作《史记》之前,他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因为他亲自到过楚地,对屈原的家世、生平、为人与其作品所产生的地理环境作过深入的考察,因此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就比未曾到过楚地的班彪、班固父子要深刻得多:“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河南洛阳人。贾谊曾因老臣周勃等人排挤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其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由于贬谪楚地,贾谊得以了解到屈原的事迹,亲身感受屈原当年贬谪沅、湘的地理环境,因而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也比班彪、班固父子要深刻得多。

文学接受的地域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最好不要发生如康德所讲的“鉴赏的偏离”。“鉴赏的偏离”即“鉴赏的偏见”。班彪、班固父子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就是一种“鉴赏的偏离”。如何消除这种偏离?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司马迁、贾谊那样,亲自到作品产生的地方进行田野调查,亲身感受作者写作该作品的地理环境。

 (作者:曾大兴,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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