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国长卷中的时代图景

武汉防汛图卷（局部） 纸本水墨设色 1956年 黎雄才

长卷又称为“手卷”“卷轴”“卷子”“横轴”“横卷”等，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书画装裱最早出现的形式之一，古时的手卷是文人和藏家手中展玩之物，适于案头观赏，随时展阅，展开一段看一段，赏玩品鉴，有若移步换景。

长卷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至南朝刘宋时期装卷日精，确立了绘画手卷的形制，盛行于隋唐，并一直沿用至今。中国画史上著名的长卷作品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 、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已成传世经典。长卷因其形式上的特点，善表现繁复众多的对象和宏大的场面，将时间和空间以一种叙事性的关系联系起来。

长卷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画中的长卷创作也并未衰竭——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开启了人民文艺的崭新纪元，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因此，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关山月为代表的新中国文艺工作者们，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做出呼应，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反映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生活的变化，努力创造艺术内容和形式都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作品。2016年7月22日至2017年6月1日，那个时代“二为”方向指引下的长卷创作精品，汇集在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展卷图新——20世纪50年代中国长卷中的时代图景”展览中。

“山村跃进”:以传统的空间转换节奏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 ,作为发展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须做出转型，用手中的画笔来描绘新中国的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从1953年开始，国画界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写生运动——国画家们通过写生“表现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为国画创作开辟新的道路” 。1956年国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国画的创作和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随后， 《美术》上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国画“线条”与“笔墨”的文章，美术界开始重视对传统艺术的研究和继承。

长卷作为国画的传统表现形式之一，因善于表现宏大的场面和时空的变换而重新被新中国的国画家们所重视。因而，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掀起的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许多建设工地都留下了中国画家的身影，他们把这个时期内轰轰烈烈的建设成就转变成中国画的表现主题，吻合了新中国文艺思想中的宣传、教育功能的要求，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上世纪50年代著名的画作如1956年黎雄才创作的《武汉防汛图》 ， 1958年关山月创作的《山村跃进图》以及1959年北京画院画家集体创作的《首都之春》等，皆以长卷的形式展开了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新景观的叙事与表现。这三幅作品均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1953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关山月和黎雄才转入中南美专，迁到武汉，一同探索与时代思潮相适应的新中国画教学体系。在此期间，关、黎二人带领学生深入山区农村及建设工地，体验生活，现场写生，以手中的画笔，直接描绘所见、所感、所思。在此基础上，他们创作了一批具有现实主义关怀和典范意义的新山水画作品，其中包括了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 《山村跃进图》以及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等20世纪中国山水画名作。

关山月描绘鄂北农田水利建设的长卷《山村跃进图》创作之初，恰逢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发布了关于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建设运动。是年冬季，关山月应全国美术界下乡劳动之风气，随湖北高教系统参观团赴湖北丹江口市均县习家店李家湾参观访问李大贵的山区水利建设。回武汉之后，关山月“按捺不住要反映这个有意义的新题材，因为题材太丰富，不易概括，只好采用长卷这一传统表现形式” 。他用时3个多月，创作了《山村跃进图》 。在纵31厘米、横1529厘米的画幅上，他按照四季的时间顺序，描绘了均县凿山开渠、引水上山、兴修水库、农村建设与喜获丰收的动人画面。

《山村跃进图》体现了上世纪50年代关山月运用中国画传统形式描绘新的时代图景的笔墨成就，“双百”方针给国画界带来了更加宽松的创作氛围，关山月在《山村跃进图》中运用传统笔墨语言，充分体现了岭南画派笔墨劲爽、设色鲜明的风格特点；同时，关山月长于写生、精于速写，他将平日收集的劳动形象的素材绘于长卷中，数百名劳动者形态各异、各得其所。 《山村跃进图》的成就还在于关山月对于传统长卷空间的理解和营造，以农田水利建设为线索展开，以传统的空间转换节奏，将叙事结构和季节变换巧妙安排。

而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关山月也前往鄂北山区参观当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农村生产生活的作品，作品中有割猪草的孩童，也有耕种归来的农民；有新农村屋舍的一角，也有雨后清新的江南水田。关山月以现场写生的方式，真实再现了当时农村的图景；同时，这些田野山林的自然景观也成为了关山月不断尝试和推进国画改革的对象，他一方面坚持国画的现场写生，一方面将岭南画派独特的笔墨语言融入到新中国的现实之中。

“防汛诗史”:现场写生完成长卷

一到夏天，在全国一些城市经历着“城市看海”“街上游泳”“路边捉鱼”“汽车变船”等奇事的我们，再去美术馆看看上世纪50年代的“武汉防汛” ，也许会有更深切的共鸣。

1954年夏秋，武汉市遭遇自1865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全市党政军民为保卫武汉展开了一场气势恢宏的抗洪防汛斗争。时任中南美专副教授的黎雄才有感于军民防汛之伟力与决心，白日在风雨泥泞的防洪现场一边劳动一边坚持写生，晚上再对照写生进行整理和创作，终成被誉为“防汛诗史”的《武汉防汛图》 。该作品以宏大的全景构图展现了长江中游地区武汉附近人民群众与洪水搏斗的雄伟场面。整个长卷可分为3个部分，首起描绘武汉关水位不断上涨，洪汛将至，乌云密布，预示着一场抗洪保卫武汉的运动迫在眉睫；中段是抗洪抢险的高潮部分，艺术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民不畏艰险、团结一心，奋勇抗击天灾的英勇气概；后段为防洪胜利后，洪水退却，风平浪静，人民回归生产建设的景象。 《武汉防汛图》创作完成于1956年，正是写生运动兴起的时期，而岭南画派自身就有重视写实与反映现实的传统，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黎雄才为何以现场写生方式完成了这样一幅表现宏大的武汉防汛场景的长卷。

黎雄才在作品中以传统笔墨力图真实地再现特定时空中诉诸视觉的感受，笔意运行流畅、准确刻画形象，挥洒自如，而整体处理描述和把握生活细节、组织景观造型都达到游刃有余、心手如一的境界。在空间的处理上，西式的焦点透视和传统的散点游移更是取得了高度的和谐。 《武汉防汛图》是黎雄才上世纪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直接成果，整合了黎雄才人物画、山水画方面的精湛技艺，创造了一种新中国山水画长卷的范式。

《首都之春》这件汇集了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诸位画家笔力，展现了通县八里桥、土高炉群、热电厂、天安门、柳浪庄人民公社、颐和园、石景山炼钢厂、丰沙线及官厅水库等首都各地“春景” 。

“这三幅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中国画长卷构成了本次展览的基本陈列，我们力图从艺术社会学和图像学的角度，配合相关文献和影像资料，通过对作品的具体研究，揭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艺术政治两者的互动关系，以及以关山月为代表的国画家们如何运用传统的笔墨和长卷形式，再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时代图景。我们希望此展能为探讨20世纪中国画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一个具体的个案，也为当代中国画的创新提供一个可资参照的样本。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说。

中国画家们利用长卷的传统形式，结合了国画笔墨与社会现实，以全景式的宏观视角，展现了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设的景观。展开长卷，游目观看，我们即进入到了画家们创造的叙事之中，劳动建设的场景、城市的宏伟建筑、集体与自然抗争的壮举皆随着长卷的移动铺呈于世人。公众在惊叹艺术家们精湛的技法和巧妙的构思的同时，也感受到从画面散发出来的强烈的时代气息。艺术不仅是美学的形式，也绝不仅是历史的图解；随着审美趣味的变迁，历史的沉淀，伟大的艺术将以其独特的空间的构建与策略、形象的选择与塑造、叙事的逻辑与结构，承载着历史的细节与社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