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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汉子陈忠实的关中秘史
2016-05-06 17:01:54 来源网站:中国文化传媒网 本站编辑: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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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9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首都剧场演出话剧《白鹿原》。话剧《白鹿原》改编自陈忠实同名小说,由濮存昕、宋丹丹、郭达等与特邀的陕西农民演员同台演出。

张玉瑶

2000年春节过后,快六十岁的陈忠实背着20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了位于白鹿原下的祖屋,住了两年,专心致志地写作。祖屋已空寂近十年,当他第二天清晨在熟悉的斑鸠叫声中醒来时,一时竟“泪眼模糊”。抚慰他的,依然是从儿时起就熟悉的白鹿原的风景:

“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幻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泡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然后惊异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

写起关中平原的花花朵朵来,这个貌似粗犷的关中汉子竟如此温柔细心,其轻盈与悦意,让人想起《白鹿原》中那段关于白鹿的传说:

“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都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晶莹剔透的白。白鹿蹦蹦跳跳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

这是白鹿原名字的来历。和“仁义白鹿村”里白家、鹿家后代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争夺宗族统治权的纠葛故事相比,这个“白鹿精灵”的意象显得太空灵甚至有些孱弱,但陈忠实却需要这么一个土地的意象来作为比兴,作为寄托,作为升华,作为他自己与关中土地的维系。这只神性的白鹿在原上也在他的头脑中一跃而过,在“民族的秘史”背后,留下一种特殊的泥土情感。

在中国这个有着漫长农业史的国家里,有一种作家,其几乎全部的创作灵性与灵感都来源于滋养自身的土地,学者赵园称之为“地之子”。陈忠实当属其中之一,且从内到外。

一战成名 当初却不敢写长篇

《当代》杂志的退休编辑汪兆骞还记得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编辑部初次见到陈忠实的样子。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陈忠实那张“如黄土高原有着纵横交错沟壑”的脸,仿佛是一个地道关中农民的脸。

那时,陈忠实已经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也获过一些奖,但在汪兆骞看来,他的写作不是未来所需要的那种文学,文字始终没有摆脱意识形态为文学搭建的藩篱,色调单一,灵动不足。和陈忠实一起爬长城时,汪兆骞没有说透,在心里却有些替这个朴实勤奋的老实人惋惜:“再往下走,实在艰难。”

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陈忠实的文学启蒙是自发而朴素的,多少有赖于他那个能阅读古典小说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父亲。从西安三十四中毕业后,他在西安郊区当老师、公社干部,在抓生产劳动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忠实自己都处于一种不知黑白的摸索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曾在某次会议后被素不相识的《当代》主编何启治拦在路边,何启治告诉他说,他的一个短篇具备写成长篇的潜质。这句话释放出了某种利好的信号,但陈忠实却愣在路边,脑子里完全茫然,连连说写长篇是“老虎吃天”的事情。

尽管缺乏自信,但“长篇”确乎给了这个老实人一些事后看起来属于良性的压力。其实,压力不仅是他一个人的。1985年,陕西省作协召开了一次听起来有些古怪的“长篇小说促进会”,即“促进”一些新冒头的、到火候的青年作家考虑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开这个会,是因为自打1978年以来,全省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问世,以致连续两届茅奖都没法参评。那次和陈忠实一起参会的还有路遥,会议结束后,路遥就留在榆林,开始着手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而陈忠实却在会上有些愣愣地表态:没有欲望,也没有准备。

有欲望并开始准备,却比想象中来得更突然。那时陈忠实正在酝酿一个中篇《蓝袍先生》,却从这位先生深深的青砖门楼里,嗅出了似乎可以有的更多的故事,关于家族,甚至关于整个关中。

二十几年后,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书中,陈忠实回忆了这个灵感设想渐渐成型的过程。尽管时隔多年,这篇长长的“创作谈”依然透出一种极度的清晰和极度的绵密,仿佛一个拼接碎片的过程——《世界文学》杂志上刊登的拉美作家卡彭铁尔的小说、蓝田县县志上那些贞妇烈女的名字、街坊老人讲的故事,甚至窗外原上的麦苗……零零散散却异常明晰,这位白鹿原上的后生一点点被引向一种对于这片“自己生活的土地”的过去的好奇,并任由这种好奇攫住了他。他拿出本子,开始不知疲倦又平心静气地抄录起一切他感兴趣的材料,尽管他知道绝大多数都不会有什么用处。

后来,在某次和文学同人“闲谝”(关中人谓闲聊为“谝”)时,就有了那句其后传得人尽皆知的“冷”话:“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

1992年春天,《当代》编辑部猛不丁接到了一个来自陈忠实的电话。何启治立即派两名编辑去西安,从这个写了50万字却没有多说半句话的老实人手里接过了稿子,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审读,发回意见,分两期登在刊物上。199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单行本,印数十万册。

顶着关中人的一股子蹭冷劲儿,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成了。伏兵千日,一战成名。

汪兆骞的反应或许能作为一个侧证。在编辑部派两位编辑去西安取稿时,汪兆骞还没抱多大希望,猜想这个朴实如黄土高原一样的人交上的也会是朴实如黄土高原一样的作品。读完后却陷入惊愕,竟有些不能相信这部线头缠绕的大书出自有些“木讷”的陈忠实之手,讶异他是何时参透了文字的奥妙。仿佛重新认识一般,汪兆骞用四个字评价这个有着憨厚笑容的关中汉子:大智若愚。

一部“秘史” 白鹿原送给他的句子

读者若是熟悉陕西方言,看《白鹿原》会更“入戏”——这里的“看”,不仅是看电影、看话剧,也是看书。陈忠实的文字像是从关中的麦地里一个个抠出来的,当进入方言思维模式去阅读《白鹿原》里众人的对话语言时,那股子新鲜的蹭冷劲儿一下子就蹦出来了,在白嘉轩身上叫铁面,在鹿黑娃身上叫匪气。陈忠实借海明威的话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而《白鹿原》一部书,都是白鹿原送给他的句子。

白鹿原送给他的句子,为什么能让他震动文坛?

“很震撼,看起来特别新鲜,之前没有人这么写过。”这是《白鹿原》甫一问世时,带给文化评论家解玺璋的第一感觉。“以前都被《红旗谱》那样的革命叙事笼罩了,用阶级斗争、剥削压迫来讲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只有这种叙事才是正确、正常的,别的都是不正常的。但《白鹿原》完全改变了,跳出了革命叙事框架,回到了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面貌。”解玺璋认为,乡土中国有两个最核心的东西都被陈忠实写出来了,一个是宗法制度,一个是儒家文化的道统。二者在近现代风云变幻中如何受到颠覆、遭到困境,如何慢慢凋敝和败落下去,《白鹿原》正是陈忠实为乡土中国社会写的一首挽歌。

如解玺璋所言,《白鹿原》不是“零度写作”,而是一种有态度的创作,陈忠实这个朴素实诚的“地之子”,向生养他的白鹿原投进了全部感情。他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观、价值观都来源于麦地,来源于他所谙熟的关中土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法制度。无论是宗法社会的杰出乡绅、白鹿两姓的掌门人白嘉轩公正无私地秉持着家族事务,还是上承张载的关中学派大儒朱先生站在他的门楼里,把白鹿原的上下五百年都看透了,这两个理想型的人物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里显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孤独,却是陈忠实从关中平原真实生活经验出发,对于历史的一种朴素厚重的回答,对于失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惋惜。尽管这个回答未必正确,惋惜未必能解决现代性的问题。

陈忠实写出了《白鹿原》一部长篇,这也是他惟一一部长篇。有人困惑不解,但若翻回扉页,看看他引用的那句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也许可暗揣一二。何为“秘史”?即与“公史”相对应的,那些无法记到史册上的,那些个人经验性的,那些情感的非理性的,皆可囊括在内。它不会比“公史”更气宇轩昂、更荡气回肠,但更丰富、更真实、更入微。陈忠实借白鹿两家的故事写他所想了解的“自己生活的土地”的秘史,以一种史诗性的叙述为标的,他的全部个人经验来源于白鹿原,也就注定要毫无保留、没有距离地把全部气力回返灌注到白鹿原去——如同他那位毕生写史的关中同乡司马迁,一切的积累为此,一切的耗费也为此。

这是个有掏空自己之虞的体力活。便也难怪等《白鹿原》成功发表并召开研讨会后,陈忠实终于从待人“估价”的颤栗中舒缓过来,亮开嗓子唱了一段高亢的秦腔。这是这个一猛子扎进去的关中汉子最为适意的释放方式。秦腔也是他的句子,白鹿原上的花花朵朵都是他的句子。

为一部《白鹿原》,陈忠实真是憋着气拼了一把,这个勤勉的老实人把一辈子的力气都蓄上了。几乎可以想象若是当年《白鹿原》在《当代》刊出后放了个哑炮,门可罗雀,该是怎样的景况。这个不留后路的“冷”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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