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并非清政府的反对派？

太平天国失败的更为基本的原因，却在于他们从未能得到精英士大夫的重大支持，实际上没有绅士参加。社会上有影响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的基本利益是与政府和现存秩序相联系的，而不是与反对派，更确定地说，不是与志在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狂热革命派相联系。

太平天国运动（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美）石约翰 著，王国良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

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证实内乱外患相互关系的古老说法，两者往往携手并进。正当西方在中国插足之时，国家的内部麻烦又以大规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民众反叛的伟大浪潮席卷大地，几乎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这些起义中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它从1850年到1864年席卷了中国中南部。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众起义之一，也几乎是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曾发生过的起义都要重大的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反叛背后的基本原因就是国家的基本问题：日渐贫困，自然灾害，异化，个人志向得不到实现，以及政府太软弱腐败，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此外，每一次起义依照当地的环境和参加起义的人的类型，还有自身特殊的原因。

太平天国起义的直接动因是中国东南部，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少数集团的不满，正是在这里起义开始了。那里有所谓的客家人。客家人是中国唐宋后期来自北方的一个方言集团的后裔。但他们仍然没有被当地社会完全同化，仍然说自己的方言，保持一些特殊的习惯，他们也遭受当地大多数居民的歧视，客家人与当地人的冲突经常是政治与社会冲突的根源。客家人为起义的初期提供了基本骨干，对他们的歧视是不满的重要根源。

除了客家的特殊环境外，西方人到达广东的主要港口广州，也加剧了地方问题。政府由于很容易被外国人打败，在南方的民族主义者中间已丧失了威信。另外，鸦片战争之后贸易转移到其他口岸引起当地的商业混乱，加剧了经济灾难。

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建者是客家人，名叫洪秀全。他出身于中等农民家庭，但从少年时代起就才华横溢，他的亲属凑钱供他上学，目的在于最终能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这使他在甚至是最好过的日子里也担负着成功的重任，自然，时代的问题使这种压力更加重大了。不仅是因为经济状况意味着供他上学越来越困难，从而也增加了对他的期望，而且人口的增长也使成功的希望更为渺茫了。例如，尽管当时人口比清初增长了一倍，但入选人数并没有扩大。

洪秀全设法成为一名私塾教师，这是受人尊敬收入很低的工作。但是，他却屡次在科场失意。他在1833、1837和1843年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成功。这是说明阻碍社会流动就可能对体制构成威胁的一个重要范例。另一位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冯云山，也是一位科场失意者。本世纪后期，当精英集团的广泛不满与劳动人民的悲苦相结合，整个体制就将倾覆。

洪秀全参加的科举考试在广州举行。1833年首次到广州期间，他听了一位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获得一些《圣经》书册和宣传品。据说洪浏览了一遍后就抛开，并把它们遗忘了。1837年他第二次名落孙山后，精神几近崩溃，大病一场，据说在床上躺了40余日，经常说胡话。在病中，他梦见自己被带到天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说人类已把他忘记、抛弃，开始崇拜恶魔，因而精神堕落；老人称孔子为恶魔，并要洪秀全与孔子及其信徒作斗争。另一次与老人会面时见到的一位中年人，他称之为“兄”。在洪的谵语中，他的家人听到他高呼：“斩妖!斩妖!”

洪从病中恢复，与以前一样继续做塾师；但他更多地表现出尊严和一种俨然有着某种目的姿态，感到他自己是尚不清楚的天命使者。这次他取一新名秀全，意思是“完成与完全”，可能也暗指洪秀全参加的秀才（英文名为“accomplished talent”既成的人才）考试。无论他心中有什么想法，他仍然有兴趣通过考试，1843年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考试。

最后一次失败之后，他偶然见到他以前接触过的基督教宣传小册子。看到之后，他的梦想有了落实。他认定那老人就是上帝、基督天父，中年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基督的弟弟。他的神圣使命就是摧毁儒教，杀死统治中国的邪恶满人，使国家变成真正信仰基督的完美社会。

洪秀全开始传教并接受信徒，尽管他重视宗教事务，但仍保持着自己的政治梦想。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创立了拜上帝会，该会主要是宗教团体和客家人的兄弟组织。当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之时，会社就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它就日益带有军事性质，成为保护贫穷的客家人的地方民团。当它具有一定规模，洪秀全开始明确他的反清观点，吸收更多的信徒准备起义。

1850年，拜上帝会在金田村公开宣布起义。此时洪秀全拥有两万人的军队。他们开始向北方进军，在前进途中，他们不断地吸收非客家人入伍，而领导依然来自客家集团。一般地说，起义是农民与其他一些工人的起义运动，也得到一些士大夫的支持。洪的队伍一路取胜，他们的胜利归因于他们的军事效率、他们所遇见的过着辛苦生活的人民，以及沿途政府官员和军队的不堪一击。

1851年，在进军途中，洪秀全正式宣布建立新的政治实体——“太平天国”。从字面上说，意思是“伟大和平的天堂”，在基督意义上隐含着对世界的拯救。但正如我们所见，太平也是大同的同义词，因此新政府也宣称是大同的天国。洪秀全号称天王。

1853年太平军攻占长江边的南京，这是全国第二大城市，以前明朝的首都之一。此时天国已有200万人。太平军把南京改名为天京，作为天国的首都。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是接近入海口的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地区，始终是天国的中心地带。新政府从这里向四处发动进攻和远征。一支远征军几乎到达北京。起义同时也在其他地区爆发。太平军曾进入全国18个省中的16个，一段时间内曾占领约600座城市。

也许太平天国的最明显特征是它的狂热性，这是由几种因素决定的。其一很清楚是洪秀全自己的性格。坦率地说，他可能十之八九精神严重失常。这些个人因素自然要影响历史而且能够根本上影响历史。然而，运动的狂热精神还有其他更基本的根源。

其一，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于日趋解体和日益贫困的时代，有数亿人卷人危机的时代。这一形势激发了超越过去的愿望，并助长了从头开始建设一个新文化体系的梦想。这种时代和态度并不喜欢稳健。由于满清统治了200年，保守的精英士大夫都满足于现状，反对派则几乎完全以平民为基础，使得这种感情变得特别强烈。19世纪中叶的这种情况，意味着太平军具有长远的和眼前的理由对现存制度以及既得利益者采取狂热的敌对态度。

运动的狂热精神还由于太平天国所处的历史时期前所未有。因为19世纪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特殊王朝的晚期，而且也是郡县时代的终结。在历史上，可能只有古代中国第一次从封建向郡县过渡时代，以及在较低意义上的唐宋之际的郡县制最后胜利时代堪与这一时代比较。此外，太平军还承担着建立大同社会的义务。这一目标长期以来都是郡县反对派的特征，但那些明确承担大同义务的人却几乎未掌握过权力。结果，太平军活动于史无前例的历史时刻，并致力于创建一个新的、未尝有过的社会制度。这一情形很容易产生极端主义。

除了太平天国的狂热精神之外，这一运动的最鲜明特征就是这次起义成为中国革命借助于西方思想的第一个重大事例。将来这种借鉴还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形式，而且西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后还要以范例的形式表现出来。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国吸收这些因素并非偶然，而是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只是吸收西方文化中那些能够支持他们在中国实现其基本要求与目标的方面。如果人们在心中记住西方拥有崭新的和前所未有的、有效的生产形式，正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对于超常进步的概念具有热切的信仰，那么他们的借鉴就是可理解的。

总的来说，在19、20世纪，中国之所以对西方的新兴工业和科技感兴趣，是因为它们为解决国家重大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途径。西方社会中仍然强大的封建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与中国相比仍相对活跃的甚至是氏族特征)通过用过去的力量调整郡县制并为在中国早已失去的传统提供例证，能够支持大同理想。最后，西方对进步的信仰，对能够超越过去建立新制度的热切信仰，会让那些困惑和绝望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及其价值观，并希望重建社会及其价值观的中国革命者产生极大吸引力。

这些因素在太平天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已经非常明显。对太平天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超常变化观念的输入。这是西方给予他们提供狂热主义的基本途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观念是由19世纪中叶具有排他意识的、狂热的福音派新教会的传教士所提供的。此外，西方文化中的封建因素，也有助于为太平军提供作战的精神动力、纪律和效率。总之，太平军对科学技术并不很感兴趣，只是在起义失败前夕，有些领导人才开始关注科技的重要意义。

除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特别狂热精神以及他们受到西方影响这些事实之外，起义完全是在郡县时代所出现过的传统的民众反抗。因此，起义是宗教的、反孔的、民族主义的，也是致力于实现大同的民众起义。

基督教的角色很像佛教和其他传统信仰在早期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也特别受到人间天堂中的佛、弥勒佛降临的信仰所鼓舞。在19世纪，的确也有以弥勒佛降临为名义的起义。但是，就像所有的中国观念一样，这种信仰可能也受到郡县中国人文主义怀疑精神的影响而被削弱。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某种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主要起义从基督教集团产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9世纪中期其他大起义受到另一信仰——伊斯兰教的鼓舞。伊斯兰教被中国文明所同化的程度相对较低。

与早期宗教的影响一样，太平天国基督教也为运动的信仰提供了根本变革的可能性、狂热的组织凝聚力以及使命感。它为反对正统儒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物，也对人类平等的观念作了宣传。特别值得一提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基督教中所发现的最重要的观念，是一神论和基督在世的拯救性质，这转变成上帝观念，上帝是唯一的父，洪秀全是他的儿子、新的弥赛亚，信奉基督并在主的保佑下在地上建立天国。洪秀全写道：

予想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设使皇上帝一旦怒尔，断绝尔灵气生命，尔口犹能讲，目犹能视，耳犹能听，手犹能持，足犹能行，心犹能谋画否乎?曰：断断不能也。且又问尔，天下凡间欲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得乎?日：断断不得也。由是观之，天下凡间欲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亦不得，此便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矣。

在另一地方他又写道：

上帝乃万能，上帝之子毒蛇焉得伤。且看朕自作证明。在前世我是弥赛亚，天兄基督升天之后，圣母所生之子就是朕：现今天父天兄齐降世，命我作主诛妖蛇。现毒蛇猛兽已杀尽，天国尽可享太平。钦此。

太平天国也强调十诫、安息日和洗礼。他们对偶像和对手的信仰采取《旧约圣经》的态度，说了许多关于天堂和地狱、天使与魔鬼的话。他们强烈的排他性以及是非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力量，他们攻击满洲政府不仅是因为他们野蛮，也因为他们是魔鬼及其后代，他们的活动阻碍了上帝的活动和正义的胜利。

洪写道：

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爷未降前既属爷，胡妖入窃爷天国，爷故命朕来诛他。

除了支持民族主义之外，太平天国的宗教也为他们攻击儒学提供了不寻常的强大参照物。太平天国的一本书中记载了上帝对洪秀全的话：

这是孔丘昕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不准他下凡。

这一叙述的结尾提到，在某种程度上太平天国对儒学关于中国人民生活的有益影响是尊重的，并在事实上赞颂像《礼记》中关于大同之类的论述。但从整体上说，他们强烈地反对儒家哲学以及一切传统思想。从而，在一项使人联想起秦朝焚书的法令中，他们甚至命令

“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

在对他们所见到的道德败坏以及传教士的特别说教的反应方面，太平军如果不是总在实践方面，也至少在理论方面带有相当的清教徒色彩。的确，福音派新基督教的特别说教之一就是对中国的批评，这也与中国的激进派相一致。造反者禁止酗酒、吸食鸦片与烟草，严格限制男女关系。这些政策与太平军的许多实践一样，也带有提高太平军军事战斗力的目的。

起义从开始到失败，军事任务可能都是根本性的任务，特别是与郡县中国后期大部分军队的总的虚弱与腐败相比，太平军的战斗力卓越非凡。当然，他们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他们的宗教赋予他们的生气勃勃的好战传统为基础，这种传统来自《旧约》和欧洲文化的氏族和封建方面。太平军高唱圣歌加入战斗，以一种使人联想起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军队的狂热的、纪律严明的方式进行战斗。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也具有来自确信上帝支持的力量。

正如一本太平天国的书所说，上帝“命救世主天兄耶稣统带天兵、天将助天王在天上，逐层战下，战服无数妖魔，战胜回天，天父不胜欢喜，复差天王下凡，为天下万郭太平真主，援救天下人民，嘱喻勿惧，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天父作主，天兄担当”。

正如我们所见，以新秩序的名义支持大同理想也是太平天国运动思想和组织的重要特征。首先，太平军强调全社会应像一个大家庭，因而特别喜欢《礼记》中有关这方面论述的章节，这些章节在形成大同传统方面特别有影响。基督教圣父、天兄的概念当然也支持了这些观念。太平军对基督教这些方面内容的特别强调，可能部分来自于这种需要：证明社会、事实上乃至全世界是一个家庭的观念是正当的。

太平天国的一个诏书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第二，太平天国具有通向大同另一途径的平等理想。他们的社会组织观念受到《周礼》的启发，与《礼记》一样，该书对传统有着特殊的影响。太平天国的蓝图是：每25户在一名军官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单位，所有家庭都按此方式组织起来，由此构成越来越大以至上千的单位。在每一单位内财产共享。此外，所有土地都按等级在家庭中平均分配。除了种田之外，每个家庭还要从事诸如手工艺之类的其他劳动。所有土地及其他劳作的生产物都要进入圣库，然后按需要进行重新分配。一本太平天国书籍这样记载：“我们都是圣父所生，为何区分你我?应有衣同穿，有饭同吃。”

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特别民主的方面，是对妇女权益的关心。这与民众的反抗传统是一致的，甚至比郡县中国的通常情况更为平等。此外，这也来自比一般规范更为平等的客家习俗。客家人具有这种传统可能因为他们是在唐代后期移民到南方，并保持了那一时代的某些态度，在那个时代，妇女的地位比以后时代要高些。西方对妇女的态度，更像封建时代后期，是支持这种观点的，正如基督教对待性关系的民主倾向一样。

与唐代的均田制一样，在太平天国的法律下，妇女与男人同等地获得土地。在客家人中从未实行过的缠足，也是禁止的。妇女在太平军中也参加战斗：“当革命在金田村爆发之时，所有上帝的信徒都全家参加，因此在军队中有许多妇女……她们擅长用火枪，并射得很准。清军对于她们真是闻风丧胆。”

妇女甚至能参加新政权所设置的考试，并获得官职。据说曾经有“大约200多名妇女参加考试。傅善祥，金陵人傅淮的女儿，考中状元，她的驳斥‘女人难养’的文章……得到天王的极大赞许”。考试题目是针对孔子《论语》中可能被视为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少数几段论述。

尽管太平天国的思想带有平等和民主的锋芒，但在贯彻他们的愿望甚至试图贯彻他们愿望的时候，却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例如社会经济计划，只是在南京及其附近的乡村地区付诸实践。起义者牢牢控制许多年的也只是这些地区。在其他地方，他们也建立了行政和税收制度，与满清政府的所作所为相比，太平军的管理更为温和与有效。

关于民主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太平天国建立了严格的政治等级制，统治者自成一个阶级，与那些王朝统治者一样，享有特权。例如，在要求别人禁欲时，洪秀全与其他领导人却妻妾成群。太平天国中人的行为差异出现如此悬殊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大同观念本身具有的矛盾性造成的，这就是社会作为一个大家庭的概念与平等主义概念的矛盾。前者提供了一个有强烈等级意识的父权制，这影响了太平天国人的行为。更具体地说，具有极大特权的全能统治者作为中国制度的一部分已如此之久，纯凭惯性也要继续存在，而选择性却不是现成就有的。后来，西方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被理解为复兴早期更为民主倾向的统治方式。

最后，与大同思想的第三个特征相一致，太平军也注意融合过去的精华，特别是把封建与郡县的优点结合起来。这种关注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有明显的表现。比如，洪秀全作为最高统治者称为“王”，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封建方式，而不是以后来郡县的方式称为“皇帝”。此外，洪秀全还封了许多王，包括一些分管全国不同地区的王。在导源于《周礼》的地方政治和经济单位规划过程中，在努力重建世袭等级的意识活动中，自然也在太平天国对市场的敌意中，在他们的军事和宗教精神中，可以看到恢复封建趋势的其他努力。

然而，太平军建国时的情形也为实现大同的这方面特征带来了一些问题。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现状的强烈敌意与西方的影响相结合，这使得他们志在完全突破中国历史，超越它而不是创造性地继承它。结果，他们赋予早期进程以新的活力的努力与它可能表现的形式相比，就带有更多的直觉性、低效性，由于他们是在历史的未知领域内行进，因而也就面临着无数的困难。

太平天国起义最终没有取得胜利。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新政权内部过分的分权。许多王把持自己的统治领域，相互之间以及与洪秀全本人不断争吵，争权夺利。此外，基督教作为未曾经验过的宗教，也难于转化成有效的政治哲学。好几个王都宣称他们与洪秀全一样是天神下凡，并以此为武器进行自相残杀。这些问题在1856年达到顶点，这年残酷的斗争在南京领导人之间爆发。洪秀全保住了权位，但大多数起义创始人以及成千的部下被相互屠杀殆尽。天国继续延长了8年，但起义已失去了动力。

太平天国失败的更为基本的原因，却在于他们从未能得到精英士大夫的重大支持，实际上没有绅士参加。社会上有影响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的基本利益是与政府和现存秩序相联系的，而不是与反对派，更确定地说，不是与志在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狂热革命派相联系。同时，一般的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的反孔以及他们的基督教信仰都很反感。从社会上层的观念看，基督教只是迷信的宗教，用以指导社会生活是不合适的、危险的。